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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总有一种无法消除的疲惫？即使没在学习、工作，而是选择看剧、刷短视频，甚至外出度假，也不能得到纾解，反而感到越来越累。活力感和创造力似乎正在离我们而去，由于不想迎接第二天的诸多事宜，决定熬夜拖延，对即将到来的周末或假期毫无想法。有时看着街上的孩童奔跑嬉闹，常常产生这样的念头：我的活力去哪儿了？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功绩社会充满积极的口号，它看似自由，却让人们在过度的积极性中自我剥削，直至精疲力尽，感到疲累和抑郁。
倦怠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伴随着我们。有人渴望通过脱离工作摆脱倦怠，于是有了「FIRE」（财务独立，提早退休）小组，有人干脆直接摇起白旗，决定「躺平」和「摆烂」。但心理咨询师崔庆龙认为，这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
崔庆龙是一名专业理论和从业经验都很丰富的独立执业咨询师，他在依恋心理学和自体心理学方面有着深刻的个人见解，并致力于将这些经验迁移到对日常生活的深度解析和理解中。年5月，他开始在微博上尝试写作，撰写了许多与倦怠感、自我效能提升相关的内容，持续输出心理学相关的科普知识，在微博上引发了诸多共鸣。
当他在微博提问：「你有多久没有体验过那种一觉醒来，充满着活力和期待完成一天事务的感觉？」许多人感觉被击中了。
他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拥有充足活力的人就像一个电池容量毫安以上，且支持多种快充协议，支持有线和无线充电的高性能手机，而那些自体感匮乏的人，就像一个遍布type-c插头环境下的诺基亚，没有办法在周围的环境中得到充能。他曾经用手机的性能和电量来比喻人的「心理效能」，一个人每天需要完成的各类事项，匹配着不同的消耗量。
摆脱倦怠，就是如何合理分配「心理效能」，如何为自我及时充值，以适应当前的社会系统。
「也许倦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崔庆龙说。他认为，社会与个人需要接纳倦怠，不要陷入自我厌弃的深渊，「我们这个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对于同类的同理心。不管他是什么样子，不管他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只有当这个社会对这样的心理状态有一定的包容性，才不会衍生出更多的攻击和敌意。」
我们和崔庆龙聊了聊，为什么我们普遍感觉到累？以及，有没有摆脱倦怠感的可能？
2小时的通话中，崔庆龙语气温和，不疾不徐，接到抛来的问题，他会停顿片刻，每一句话都反复斟酌，然后做出回答。这之后，他再次使用文字完善了他的回答。这使得这是一份严谨的、具有可操作意义的谈话——
文｜林秋铭
编辑｜姚璐
《人物》：在个人工作中，你对这种「集体倦怠」的现状有怎样的观察？
崔庆龙：我越来越多地观察到，很多人已经没有状态，也没有动力去做一些比较有挑战的事情了。大家都在抱怨生活体验上的一种劳累，都似乎在寻求一些安抚性的体验。比如说一个人每天工作之后回到家以后，瞬间切换到另一个状态。他在工作上呈现得非常有活力、很是胜任，但是在下班以后，什么事都做不了，只能躺在床上刷刷手机，看看剧什么的。行为普遍都是比较碎片化的，已经很难花整块的时间去很认真地做一件事。
另外，一个人在一觉醒来以后，面对这一天，感到有活力或者信心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这应该是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大家突然意识到，好像自己丢失这个状态已经很久了，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生活其实本来应该是另一种状态，另一种形式的。
大众对这些状态或者行为有自己的解释，认为感到倦怠是我最近状态暂时不好，有点累、工作太忙了，过一阵子就好了，用这样的方式去归因。这种归因里包含着对自己的状态或行为的合理化，不会去重视它。
《人物》：就你的观察而言，大部分人的倦怠会从什么阶段开始显现？
崔庆龙：一些大厂、互联网企业的员工到35岁以后会面临裁员风险，这是社会为了保证自身运行效率对待这个年龄人群的普遍举措，这个年纪是一个人承担压力最多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背负着房贷和对子女的教育，还有工作上的竞争，35岁这个时段是一个人面对多重压力源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倦怠的时候。
但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出现了倦怠的情况，我经常在一些社区、论坛观察当代年轻人对生活的分享和思考，他们很少显现出对生活的憧憬，很强烈的奋斗热情。年轻人的倦怠感提前到来，每个人面临的原因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当下大环境中的存量竞争是这一问题的大背景，还有基于这一背景衍生出来的工作模式和情感态度，包括个人原生家庭的创伤等。这是一个复杂性问题，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大家时常处在一种虚弱无力的倦怠中，导致的缘由各有各的不同。
《人物》：你在微博或是其他线上平台有一些写作，是什么触发了你对于倦怠的思考？
崔庆龙：我也被这样的问题困扰过，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给自己安排的工作比较饱和。我生活的负荷程度超出了我可以长期耐受的水平，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心理开始有些微妙的变化，做一件事的耐心越来越少了，对一些情绪的耐受力也越来越差，甚至一些娱乐的事情的体验感好像也不充分了。
我意识到，我的心理长期处在入不敷出的状态中，不止是我，我身边的所有人可能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当时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对自己的生活结构进行了调整，后面感觉状态好多了。我当时在想，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能不能用一种方式把它系统地呈现出来，就试着在这个过程里用文字把它表述出来，发表在了微博上。
《人物》：为什么我们会普遍感到越来越累？
崔庆龙：其中有来自社会环境的共性因素。疫情首先把人们原有的生活秩序给彻底地颠覆了，大家现在要适应全新的生活状态。每个人的活动空间、和朋友在情感上的连接的机会都减弱了，社群参与性远远不如以前。
从一个大的视角来看，如果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引擎，大概在年之后，它的转速是越来越快的。这个社会引擎的转速，决定了我们这些作为零部件的大多数人的转速。它在不断地迭代，成为更高级的版本，需要的零部件的参数也是更高规格的。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工作、收入，住什么样的房子，这一切都有了潜在的标准，这个标准是能被大多数人承认、接受的基础。引擎驱动着人向这个社会不断地进行匹配和调节，被动地和它同步。
以前我们做一份普通的工作，就能享有社会全部的福利——教育、医疗、住房。虽然那个时候的生活品质不如现在，但普遍来讲，大家都有一个相应机会。那个时候也有竞争，但属于增量环境下的竞争，每个人还有一定机会在各自的领域向更高位置去拓展，去突破。现在更多是一种存量竞争，你多了我就少了。这些因素一直在促成倦怠这样的结果。
《人物》：现在相爱或者热爱都变得很难，我们倾向于去选择「合适」的对象，而不是「相爱」的对象，包括职业上也是，常常去追求世俗层面的成功，而不是真正喜欢那个工作，这些背离自我的选择会让我们失去一种活力体验吗？
崔庆龙：会的。很多失去活力体验的人，要么是选择了错误的生活方式，在本质上背离了自我的价值系统，要么就是产生了错误的自我评价，选择性地放大了某些彻底否定自己的东西。要么就是为了顺从外部环境而忽视了自己太久，以至于从来没有去照顾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人们对于伴侣或者对于婚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