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两者之间的分歧似乎并没有那么明显：毕竟，必须还原为生物学事实的观点也等于承认了外界环境的影响。
撰文DevonPrice翻译
药师校对
Yord?LosAngelesTimes丹尼·莱弗里（DannyLavery）的咨询类播客节目——《大烦恼小情绪》一直是我的最爱，今天早上我收听的这期提到了抑郁症的多种原因。这位建议寻求者是一位精神萎靡的疲惫律师，他在疫情期间独自居家工作了几个月，开始感到生活失去了意义。他开始寻求建议，以应对这一令人无奈的事实——在未来的四十或六十年里，注定只能机械地工作、填饱肚子、匆匆地锻炼然后倒床就睡。丹尼·莱弗里马上意识到这位咨询者正面临一个既私人又普遍的问题。很多人已经独自在家待了15个月以上，缺乏刺激、有意义的社交和值得期待的事物几乎可以让任何人感到非常沮丧。本期的嘉宾主持因科·康（InkooKang）建议这位咨询者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一些新奇且需要动点脑筋的挑战，以重获学生时代的快乐，那时既有有趣的课程，也有大把闲暇时间。莱弗里指出，作为一个对自己的死亡有清晰认知（以及知道自己只是个资本主义的打工仔）的成年人，作为一个挣扎着想要爬出糟糕工作泥淖的抑郁成年人，他们很难消除这种攸关人之生死的痛苦。莱弗里同时还表示，当咨询者执着于想要解决这种存在主义问题时，他们会养成摄入精神药剂的习惯以减轻压力。我太爱莱弗里以及嘉宾主持人的回答了，这反映了当涉及到抑郁这样的状态时，心理疾病和悲惨境遇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TheConversation有一段时间，康将抑郁症描述为一种“生理空白”，并建议咨询者考虑使用抗抑郁药以稳定自己的情绪。我一度担心她会说抑郁症是由体内化学物质失衡引起的，但这根本不是康的意思。相反，她的观点是，尽管寻求建议的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十分令人沮丧，这些外部因素依旧会给人造成肉眼可见的生理损伤。莱弗里随后明确表示，服药并不能解决咨询者所面临的生活问题，但可以使他们感觉较好，以清醒地决定接下来要做什么。药物治疗当然是被推荐的解决方案之一，因为治疗费用似乎不会给这位咨询者造成太大的经济负担。然而，从没有证据表明求助者的意识或头脑是产生抑郁唯一或主要的因素。个性化的治疗可能让求助者比现在过得更好，但为了长期且有效的治疗，求助者的生活环境可能不得不发生改变。这位建议寻求者写道，她怀念做服务员的时光以及和男友一起出去玩的日子。原因并不难理解，一份快节奏的、与人广泛交流的实践工作时常会给你带来奖赏感和踏实感，而且没有什么比与爱人共度美好时光更能给生活赋予意义了。在听完莱弗里和康讨论完这封信后，我掏出耳机，松了口气。他们承认了抑郁症发病的生物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的原因，并且没有将二者视为对立面，或将针对两种诱因的治疗视为互不相容的疗法。这种分析并不少见，但承认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引起抑郁症的讨论却很少，大多数观点认为，抑郁症要么是与生俱来的化学物质失衡，要么是由资本主义（带来的压力）引起的——而这种烦恼只有生活在乌托邦才会不存在。在过去的几十年，公众一直在对抑郁症、焦虑症和多动症等心理疾病进行生物学解释，因此我经常遇到一些人声称这些精神疾病是“由化学物质引起的”。我也经常遇到一些科普作家，他们热衷于讨论大脑的哪一部分“控制”诸如记忆、同理心的产生，甚至是性格这样大且复杂的东西。最近，有人在推特上试图告诉我，像边缘人格障碍这样的疾病（一种由情绪和关系模式而非生理原因所引起的疾病）是一类“大脑疾病”。对我而言，不难理解精神疾病的生物学解释极具吸引力。说一个人心情低落或难以入睡是由生理原因造成的，似乎可以让患者在道德或伦理上摆脱困境，因为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痛苦都是精神疾病导致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努力工作被视为高尚的，而缺乏动力、注意力不集中或停滞不前都被视为可耻的、不道德的懒惰。而抑郁症患者（或焦虑症患者和多动症患者）并非过错方。他们只是无法控制自己。这些患者体内的化学物质处于失衡的状态。他们并非生来如此，只是需要服药以解决体内的问题。人们会被行为和情绪的生物学解释所吸引，部分原因是这比谈论社会学或心理学更“科学”。经济制度，家庭关系，文化传统和媒体信息很难被客观地记录，其影响也很难被研究透彻。但扫描患者的大脑，以及分析患者的唾液中的压力激素水平则简单易行，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一些研究显示，公众认为神经成像技术比不包括脑部扫描的心理学研究要可信和靠谱得多，即使两项研究功能一致。而且实际上大部分脑部扫描数据的可用性有限，可靠性和可重复性也很低。你看，其实大脑成像并不简单。经过正确的调整和数据清洗步骤，你可以在大脑扫描研究中制造出并不真实存在的效果，例如在死鱼的大脑中找到存在认知同理心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