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神经症内疚感
其次，他想要隐藏自己是多么软弱、不安全和无助，他的自我主张是多么微不足道，他是多么焦虑不堪。出于这个原因，他建立起一种充满力量的假象。但是，他越是将追求安全感着眼于控制权，越是使自己的骄傲与力量的观念相关，他就越是彻彻底底地看不起自己。他不仅觉得软弱很危险，还觉得很卑劣，不管软弱的是自己还是他人，而且他把任何无能都归结为软弱，不管是有关于无法独立自主、克服自身障碍还是有关于挥之不去的焦虑。因此，由于他本质上鄙视自己的任何“软弱”，加上他忍不住相信如果别人发现了他的软弱也会鄙视他，所以他竭尽全力地隐藏软弱，并且始终担心自己迟早会被发现，焦虑因而持续不断。
因此，内疚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责不是害怕反对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还是对抗这种恐惧的防御性手段。它同时可以实现双重目的：请求安慰和模糊现实问题。实现后一个目的的方式是转移注意力或者故意夸大其词使其看起来不可信。
以下的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有一天，一个病人深恶痛绝地控诉自己忘恩负义、是分析师的累赘、不知如何感激分析师只收不多的一点儿费用等。但会谈结束之后，他却发现他忘了带原本打算支付的费用。这是他想不劳而获的诸多证据之一。他那内容丰富而范畴广泛的自我控诉在这里如其他地方一样，具有掩盖具体问题的功能。
一个成熟睿智的女人对自己像小孩一样发脾气感到内疚，尽管在理智上她知道，这些脾气是被父母的无礼行为所激起的，而且她已经放下了这样一种观念：一个人必须认为自己的父母无可厚非。然而，她在这一点上的内疚感仍然过于固执，以至于她倾向于把自己无法与男性发生性接触当作她对父母敌意的惩罚。通过把性接触方面的无能归咎于自己耍小孩子脾气，她掩盖了真正的原因，诸如她自身对男性的敌意，她害怕被拒绝因而已经退缩进壳内。
自责不仅保护她不惧怕反对，还通过激起相反的安慰性话语而引致积极的安全保障。即使没有局外人牵涉其中，也可以通过加强神经症患者的自尊而带来安全感，因为自责意味着，他有如此敏锐的道德判断，他为了那些别人忽视的错误而责备自己，从而让他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好人。再者，自责带给他慰藉，因为自责很少涉及他对自己不满这一现实问题，因而实际上为他打开了一道暗门，可以让他相信自己终究不是太糟糕。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自责倾向的功能前，我们必须考虑一下逃避反对的其他方法。与自责殊途同归的一种防御手段是：通过总是表现正确或完美来预防任何批评，因而不给批评留下任何落脚点。这种防御手段的所到之处即使有明显的错误，也会因大量理智的诡辩而显得合情合理，这些诡辩术堪比一个聪明、老练的律师。这种态度甚至可能使他强迫自己在最无关紧要和微不足道的细节上也做到准确无误，例如天气。在这类人看来，任何细节性的失误都可能招致全盘的危险。这类人往往无法忍受哪怕是最轻微的分歧，甚至只是情感重点的不同也无法忍受，因为在他看来，些微的不赞同也等同于批评。这种倾向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所谓的“假性适应”。假性适应见之于某些人，他们尽管患有严重的神经症但还是设法在自己心里——有时也在周围人心里——维持一种“正常”且适应良好的形象。对于这类神经症患者，我们几乎能够毫无偏差地预测，他极度害怕被发现或被反对。
神经症患者可能用来保护自己不被反对的途径是：在无知、疾病或无助中寻求庇护。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我在德国治疗过的一个法国女孩。我之前提到过这个女孩，她因为被怀疑智力低下而被送到我这里。在精神分析的前几周里，我自己也怀疑她的心理机能。尽管她完全能听懂德语，但她好像听不懂我说的任何内容。我试着用更简单的语言说同样的事情，但也没有一点改善。最终，有两个因素澄清了这个情况。她曾梦到我的办公室像一个监狱，或是像一个检查身体的医生的办公室。这两点泄露了她害怕被发现的焦虑，后面这个梦是因为她惧怕任何身体检查。另一个启示性的因素是她意识到的生活中的一件事。她忘了按法律要求的某个时间递交护照。当她最后去见行*官员时，她假装听不懂德语，希望以这种方式逃避惩罚——她笑着跟我叙述这件事。于是，她意识到自己对我用的也是一样的策略，并且也是出自同样的动机。从这时起，她便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在无知和愚蠢之中寻求庇护，以逃避被责备和惩罚的危险。
原则上，任何一个言谈举止像个不负责任、顽皮不认真的小孩的人，都会采取同样的策略。有些神经症患者会一直采用这种态度。或即使他们没有表现出孩子气，可能也会拒绝认真对待自己的感受。这种态度的功能可见于精神分析中。濒临不得不意识到自己攻击倾向的病人会突然感到手足无措，表现得像个小孩，只渴望保护和爱。或者他们可能会梦到发现自己渺小无助，躺在母亲的子宫里或臂弯之中。
如果无助在某个情境下没有效果或是不适用，疾病可能就派上用场了。众所周知，疾病可用于逃避困难。然而与此同时，它还为神经症患者竖立了一个屏障，不让他意识到恐惧正使他逃避处理他应处理的问题。例如，一个与上级处不好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在严重消化不良上寻找庇护；每次像这样诉诸无能所依赖的事实是：这为他的行动提供了一种明显的障碍，可以说是一个托词，从而使他摆脱掉对自己懦弱的意识。
最后一个对抗这类反对的防御性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被迫害的感觉。神经症患者通过感觉被虐待来躲避由于自己利用他人的倾向而招来的责骂；通过痛苦的感到被忽视，来阻止由于占有倾向所招致的责备；通过觉得别人帮不上忙，来防止他们发现他挫败他们的倾向。这种感觉被迫害的策略运用非常频繁，并且根深蒂固，因为它其实是最有效的防御方式。它不仅能使神经症患者可以躲避谴责，同时还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现在回到自责态度上，除了保护他对抗反对恐惧和引起安慰，自责的另一个功能是使神经症患者看不到改变的必要性，它事实上是代替了改变。想要在一个已经成熟的人格上作任何改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困难。但是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这个任务更是难上加难，这不仅是因为他很难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还因为焦虑使他的诸多态度成为必需。因此，他非常害怕必须改变的可能性，并且唯恐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其中一种逃避这些信息的方式是：暗自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自责来“应付”。这个过程常常能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如果一个人后悔做某事或没有做某事，并由此想要弥补或改变致此后果的态度，那他不会让自己沉浸在内疚感之中。如果他沉浸于内疚感，那说明他畏惧改变这一艰巨任务。悔不当初的确比改变容易太多。
顺带提一句，使神经症患者对改变的必要性熟视无睹的另一个途径是使他存在的问题理智化。有这种倾向的病人能从获取心理学知识中得到极大的理性满足感，包括有关于他们的信息，但也仅限于如此。于是理智化态度被当作一种保护手段来使用，以阻碍他们一切情感的表达，因而也避免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改变。这就好像他们看着自己，然后说：真有趣！
自责也可能用来躲避指责他人的危险，因为把责任包揽在自己身上显得更保险。批评和指责他人的抑制作用加强了自责的倾向，并在神经症中极为重要，因而必须花费很长的篇幅来讨论。
一般来说，这些抑制都有一段发展历史。一个小孩若是成长于一个制造恐惧和憎恨、阻碍他自发性自尊的氛围，就会对他的环境产生强烈的控诉感。然而，他不仅无法表达这些感受，如果他足够害怕，甚至还不敢在意识感觉中察觉到它们。这部分是因为单纯害怕惩罚，部分是因为他害怕失去他想要的爱。这些幼稚反应有一个稳固的现实基础，因为创造这种环境氛围的父母由于自身的神经症敏感，几乎无法接受批评。然而，由于文化因素，这种父母绝对正确的态度无处不在。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是基于某种权威的权力的，这种权力总是依赖于强迫服从。在许多情况下，仁爱统治着家庭关系，于是父母不必强调他们的权威。然而，只要这种文化态度存在，就总会给家庭关系投下一片阴影，即使它已退居幕后。
如果一段关系是基于权威的，批评往往会被禁止，因为这会破坏权威。它可能明令禁止，并借助惩罚来巩固，或者更有效的是以一种更加隐秘的形式存在并依据相关道德加以强化。于是，来自孩子的批评不仅为父母的个人敏感而制约，还受我们的文化态度的制约——我们的文化普遍认为批评父母是一种罪过，并试图或明或暗地影响孩子，让他们也具备同样的感觉。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不那么受胁迫的孩子可能会表达一些反叛，但反过来又会使自己感到内疚。一个更受威胁的孩子则不敢表现出任何怨恨，甚至逐渐不敢去考虑父母犯错的可能性。不管怎样，他觉得一定有谁错了，由于父母总是正确的，于是就得出一定是自己错了的结论。毫无疑问，这通常并非一个理智的过程，而是一个情感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驱动力不是内疚感，而是恐惧感。
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开始感到内疚，或更准确地说，他开始倾向于在自己身上找错，而不是冷静地权衡双方和客观地考虑整个情境。他的指责可能使他感到自卑，而不是内疚。二者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完全取决于或明或暗地强调他生活背景下的道德。一个女孩总是服从她的姐姐，出于恐惧而甘受不公正的待遇，强忍住她真正感觉到的不满，她可能告诉自己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是正当的，因为她比姐姐差（不够漂亮、不够聪明），或者她可能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是个坏女孩。然而，这两种情况下，她都是怪罪于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委屈。
这种反应并不一定持续下去；若不是太根深蒂固，若孩子的环境改变了，或若他的生活中出现一个赞美他、在情感上支持他的人，那么这种反应就可能改变。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改变，那么将控诉转为自责的倾向最终会变强而不会变弱。对世界的怨恨逐渐从诸多源头累积的同时，对表达怨恨的恐惧也会成长起来，因为被发现的恐惧在增长，而且他还假设别人也有同样的怨恨。
但是，认识这个态度的发展历史并不足以解释它。从实践和动态上来考虑，更重要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将这种态度带到现在来的。至于神经症患者很难批评和谴责，在他的成年期人格中也有几个决定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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