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痛苦作者：科莱特·索莱尔｜译者：张慧强接上一篇文章：女性与抑郁症｜关于抑郁症的分歧时代的标志有人提出了这一现象要归因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肯定登录了关于抑郁症的新话语。抑郁人士的增加是其主要主题，这被诊断为时代的标志，是一种代价高昂的症状，用弗洛伊德的话说，这导致精力和金钱的大出血，给社会造成负担，并对卫生*策提出挑战。这些新患者并非自发产生的。将现代主体命运的首因定位在我们的文明中是很常见的，如今甚至更普遍：一个由科学话语和随之而来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所制约的命运。现实的确已经发生了变化：超我的标准化和生活方式的匿名化，社会纽带的恶化，世界灾难，诸如此类的。对于主体而言，大他者的死亡、渎职和焦虑的体验，使他们不仅缺失过去的伟大事业，还缺失他们先前的信仰。因此，在文学舞台上，从卡夫卡到贝克特，再经过佩索阿（Pessoa）和其他许多人，我们看到新的爱胡说八道的人物，荒唐可笑的角色，在他们迷途的情境中摸索，从而揭示了上个世纪沃特·惠特曼热情的、鼓舞人心的、所向披靡的活力的隐藏面。任何据说是契约性的伦理学都无法成功平息那针对这种抛弃的抗议，hilflosigkeit，弗洛伊德如是说。作为一个优秀的逻辑学家，我们这个时代肯定不会写出「哥德尔与海德格尔同哈贝马斯」，不像拉康可以写出「康德同萨德」。在这场假相危机中——其中最重要的是父亲危机——主体心烦意乱，寻求一种新的欲望，以将他从孤独、默默无闻的冲动满足中解脱出来。上帝不再是商业的一部分，也不是知识的主人。如果癔症要发挥其作用的话，我们无疑可以打*，诸位小神和他们的邪教会返回，因为癔症主体没有大他者就无以为继。然而，在等待这一切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其逻辑，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已经不再对任何事情扬起眉毛；在我们这个时代，事实上，人们已经看清了一切真相，结果是所有的价值观都陷入了虚假的嫌疑之中。在这样的世界里，拉康重读过的本瑟姆（Bentham）的旧功利主义重新焕发了活力，一般的享乐的犬儒主义重新成为主人。在这个时代，总有点「美丽灵*」的神经症主体，他们的抑郁是有逻辑的；事实上，一段很长的分析并不总是能成功地使他们直视拉康所命名的、任何借助语言进行阐述的「犬儒式的平衡」。为什么抑郁人士不被爱显然，伴随着这些新的测试，也许作为一种补偿，人们可以到新的地方去求助。由于健康权已扩大到精神范畴，所以主体性的抱怨日益增长的合法化已得到了承认。精神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种合法化，尽管精神分析并非唯一接收哀叹的实践。人们可以相信，在反对科学文明将主体特有的维度除权弃绝在外的斗争中，我们因此取得了很大成果。然而，仿佛在伪科学文明的狡猾之下，有了抑郁症这个诊断分类，我们就拒绝接受我们听到的抱怨的意义。当主体谴责自己的痛苦时，我们不知道如何解读他们所说的与结束或丧失有关的私人经验，因此我们把他们的抱怨化约为所谓的疾病的功能失调。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当前的话语中，没有任何东西使得人们可以将一种人性的积极价值赋予抑郁症。其他时代知道如何给各种用来质疑生活的方式赋予意义，乃至付出在我看来是一场错觉的代价。信仰的主题和对上帝的呼唤庇护了许多令人羞愧的渴望，虔诚升华了人对世界的厌恶。(见Donne，Biathanatos。)浪漫主义的理想化懂得如何把一个破碎的人的自我陶醉开脱为爱情带来的绝望，甚至把这种绝望变成一种诱人的姿态。至于病态的、波德莱尔式的脾味，难道不是由对愚蠢的抗议来授权的吗？这些只是几个零散的例子，借用了宗教或文学升华领域的例子，但这些使得我们能够衡量当代话语有多厌恶抑郁症——而且是多么奇怪——即便是在大肆谈论抑郁症的时候。由于无法以升华的形式来阐述抑郁症，这种话语就把抑郁症视作一种缺陷，而绝非一种价值。医生说起抑郁症的时候，说的是一种与健康有关的缺陷，但这也被视为一种过错，而且不仅仅是精神分析家这样认为。用我们的文明对乐观主义的模糊要求来看，抑郁症无疑是一种现代的过错，违背了「面对现实」的戒律。主体自己认为抑郁症是一种放弃，并常常把它称为放弃斗争。当然，由于癔症的缘故，不再有所成就的主体向来会得到特别的同情。我们也许会羡慕或嫉妒那个快乐而有活力的人，但他很少能真正引起人们的同情。相反，对那个被打倒的人，我们更愿意受其悲伤感染，同情心总能让人关照以及支持他。然而，如今在我们中间，「忧郁的布鲁斯」并不能使我们团结起来，一个重视竞争与征服的文明——即使归根结底，这只是市场的文明——也不能爱它抑郁的公民。甚至在它把越来越多的抑郁人士弄成资本主义话语的疾病的时候，它也未能爱他们。此外，我提到的同情，很多时候会减轻，因为那个不放弃自身抑郁症的主体会使我们恼怒，而且有时会让我们逃离。(温尼科特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一种躁狂防御的影响下这样做的！)。不仅如此，这个主体会让别人倾尽全力的努力一无所获。他/她的做法使我们体验到了别的东西：除了争论带来的无力与尝试说服带来的不足——不管认知主义者是否喜欢这样——他/她还揭示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依恋是不合理的。然而，这种不合理并非没有原因：大他者中缺失的能指[S(?)]。她证明了我们所认为的生命意义有着根本的偶然性，并在我们身上引出了拉康所说的「主体生命意识最深的关头」。抑郁人士让我们感到不安，因为她用她特有的存在，威胁到了社会纽带。因此，就有了谴责。这并不新颖，但今天的人们对此有共识，尽管动机各种各样。宗教狂热的时代可能会把抑郁解读为是在侮辱信仰，是在攻击与神圣大他者之间的纽带，并使之成为一种罪过。如今这个时代则认为抑郁既是一种疾病，也是一种投降。拉康将悲伤定位成一种道德上的怯弱，并且提到了科学之前的时代——圣托马斯、但丁和斯宾诺莎的时代——他当然与其他地方对悲伤的一切说法划清了界线，但他对悲伤的评判不亚于其他人。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把握精神分析与普通话语在裁决上的不同之处。译者简介：张慧强，心理咨询师，精神分析实践者与翻译者，接受拉康派个人分析3年有余，参与翻译出版中的作品有《精神分析技术的基础》《拉康精神分析临床导论》《拉康论爱》，远程接待成人，联系方式：QQ。精神分析的角落
随手分享，也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