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1/6/7 18:33:00
注：（内容来自作家卡伦·霍妮作品）第三章焦虑（部分）
在开始对今日神经症作更详细的讨论之前，我必须重新拾起我在第一章中撇下的一个话头，着手澄清我所说的焦虑的确切含义。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焦虑乃是神经症的动力中枢，我们随时随地都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前面我曾把焦虑作为恐惧的同义词使用，由此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事实上，焦虑和恐惧都是对危险境况作出的情绪反应，都可能伴随种种生理感觉，如颤抖、出冷汗、剧烈的心跳等。这些生理变化可能非常强烈，以致一种突发的、强烈的恐惧甚至可能导致死亡。尽管如此，焦虑与恐惧之间仍有不同之处。
当母亲仅仅因为自己的子女身上出了一点丘疹或患了轻微的感冒，就害怕自己的子女会死去的时候，我们把这叫做焦虑；但如果子女确实患了严重疾病，母亲因此而感到害怕时，我们则把她这种反应叫做恐惧。如果有人一站在高处就感到害怕，或者每当他必须就一个他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专题与人讨论就感到害怕时，我们把他的这种反应叫做焦虑；而如果他感到害怕是因为他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之际迷失于深山老林之中，我们则把他这种害怕叫做恐惧。到此为止，我们可以作出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区分：恐惧乃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危险作出的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危险的不相称的反应，或甚至是对想象中的危险的反应。
但这种区分有一点缺陷，这就是，要判断一种反应恰当还是不恰当，就必须根据存在于某一特殊文化中的一般常识。但即使这一常识认为某种态度是没有根据的，神经症病人仍能毫无困难地给他的行为找到一种合理的根据。事实上，如果我们告诉病人说，他害怕遭到某些狂暴的精神错乱的人的攻击，乃是出于一种病态的焦虑，我们就会陷入到无休无止的争论中。他会指出，他的恐惧是有现实根据的，还会举出这种事情实际发生的例子。同样，如果有谁认为原始土著的某种恐惧是对实际危险的不恰当反应，这些原始土著也会固执地坚持己见。例如，如果一个部落的禁忌是不准食用某种动物，而生活在这个部落中的某个原始土著则由于某种偶然缘故食用了这种遭受禁忌的食物，那么他一定会吓得半死。作为一个局外人和旁观者，你会把这种恐惧叫做不恰当的反应，认为它在事实上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迷信。但一旦你知道了这种与禁忌食物有关的信念的内涵，你就会意识到，这种情境对那个土著说来，代表着一种真实的危险，它意味着狩猎或捕鱼的地方将受到污染，整个部落将罹患一场大病。
然而，我们从原始土著中发现的这种焦虑，跟那种在我们文化中神经症病人身上发现的病态焦虑相比，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不同之处。与原始土著的焦虑不同，病态焦虑的内容并不涉及共同奉行的信念。但不管是哪一种焦虑，一旦我们懂得了这种焦虑的意义，那种认为它是不恰当反应的看法就会立刻被打消。例如，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死有着无法驱散的焦虑；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痛苦，他们对于死又有一种隐秘的渴望。他们对于死的种种恐惧，再加上他们对于死的盼望和思考，就会产生出一种危险迫近的强烈颖悟。如果我们知道了所有这些产生恐惧的因素，我们就只能说他们这种对于死的焦虑乃是一种理由充分的反应。另一个简化的实例是，当人们走近悬崖的边缘，或站在高楼的窗口旁，或站在大桥上时，他们往往会感到十分恐惧。这里也是一样，表面上看，这种恐惧似乎是一种不恰如其分的反应。但实际上，这种处境却可能在他心中产生或唤起生存愿望与死之诱惑（即一种莫名其妙想往下跳的冲动），两者之间一直在进行搏斗。正是这种内心冲突可能导致他的焦虑。
所有这些考虑都向我们表明，我们的定义需要作一些修改。恐惧与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恰当反应，但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和客观外在的；而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则是隐而不露和主观内在的。这就是说，焦虑的强度是与情境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成正比的，正于他为什么如此焦虑的缘故，他本人却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对恐惧和焦虑所作的这种区分，其实际意义在于说明，企图说明神经症病人摆脱焦虑，即采用劝说的方法，乃是徒劳无益的。神经症病人的焦虑涉及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处境，而是他内心所感受到的处境。因此，心理治疗的任务，只能是努力去发现某些处境对神经症病人所具的意义。
我们已经说明了我们所说的焦虑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弄清焦虑所发挥的作用。在我们文化中，一般人极少意识到焦虑在他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在通常情况下，他最多只能回忆起他在童年时代曾经有过一些焦虑，他曾经做过一两次令他感到焦虑的梦，他曾经在日常的正常生活秩序之外，因面对某些处境而偶尔有过一些担心和忧虑，例如，在即将与一位显赫人物作重要交谈之前，或者在即将面临考试之前。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病人身上搜集到的资料绝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些神经症病人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深受焦虑之苦，而焦虑的表现方式却极其变动不居：它可以表现为一种弥漫性焦虑，表现为焦虑症的发作；也可以附着在一定的处境或一定的活动上产生，例如似乎是由于置身高楼、大街或公共场合；还可以具有明确的内容，例如担心神经失常，担心患癌症，担心自己吞下了什么异物等等。另一些神经症病人意识到他们有时候会产生焦虑，有时候有激发这种焦虑的外在条件，有时候则没有，但不管怎样，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外在条件十分重要。最后，还有这样一些神经症病人，这些人仅仅意识到自己有压抑感、自卑感、性生活紊乱，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但却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曾经有过任何焦虑。然而进一步的考察则往往证明：他们最初的陈述是不准确的。在对这些病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现：在他们的表层意识下，隐藏着同第一组病人一样多的焦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精神分析促使这些病人意识到他们先前潜在的焦虑，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回忆起那些曾经使他们感到忧心忡忡的梦和处境。尽管如此，他们自己能够承认的焦虑，其范围通常并没有超过正常限度。这正说明：我们有可能具有焦虑，而自己却一无所知。
这样说还并没有揭示出这一问题的全部意义，它还只是一个更大更广泛的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感受过爱、愤怒、怀疑，所有这些感受是如此短暂易逝以至它们几乎没有能够进入我们的意识，又是如此昙花一现以至我们很快就把它们忘诸脑后。这些感受可能的确是转瞬即逝，互不相干的，但在它们后面，却同样可能有一种巨大的动力。对一种感受的自觉程度，并不能说明这种感受的程度和重要性。应用到焦虑上，这就表明，我们不仅可能有焦虑而不自知，而且同时还可能意识不到这些焦虑乃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
事实上，我们似乎是在竭力摆脱焦虑或避免感觉到焦虑。这样做有种种理由，最一般的理由是：强烈的焦虑是一种最折磨人的心情。那些曾经经历过强烈焦虑的病人会告诉你说，他们宁死也不愿再经历一次这样的折磨。此外，包含在焦虑心情中的某些因素，对个人说来也是不能容忍的。彻底的无能为力乃是这些不能容忍的因素之一。一个人可以在面对巨大的外来危险时仍然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然而在焦虑的状态中，他却感到──事实上也的确是──完全无能为力。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这对于那些把权力、地位、控制视为最高理想的人来说，是特别不能容忍的。由于觉得自己的反应明显地与自己的理想不相称，他们就憎恨这种焦虑的感受，仿佛它证明了他们的软弱和怯懦似的。
包含在焦虑中的另一因素是它的明显的非理性。对有些人说来，允许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是特别不能容忍的。这些人在内心隐秘地感觉到有被自己身上非理性异己力量吞没的危险，或者，他们已经在生活中自动地把自己训练得严格服从理智的支配，因此，他们决不会自觉地容忍任何非理性的因素。除了包含种种个人动机之外，后面这一种反应还涉及文化的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总是特别强调理性的思维和理智的行为，而把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或某些似乎是非理性的东西，统统视为低级的东西。
包含在焦虑中的最后一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一点相关联。通过自身的非理性性质，焦虑向我们提出了一种含蓄的告诫──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出了问题。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警报，它要求我们彻底检视我们自己。这倒不是说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一种警报；而是说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实际上暗中正是这样一种警报。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会喜欢这种警报，甚至不妨说，我们最反感的就是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某些态度。不管怎样，一个人越是无能为力地感到自己正陷身在恐惧与防御机制的错综复杂的罗网之中，就越是紧抱住自己的妄想不放，坚信自己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确的和完美无缺的，也就越是会本能地拒绝任何暗示──即使是间接的含蓄的暗示──不承认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在我们的文化中，主要有四种逃避焦虑的方式，这就是：一、把焦虑合理化；二、否认焦虑；三、麻醉自己；四、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和处境。
第一种方式，把焦虑合理化，乃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它的实质在于把焦虑转变为一种合理的恐惧。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转变的心理价值，我们或许会想象，这种转变并没有带来多大变化。过分焦虑的母亲事实上只不过是在关心自己的子女而已，不管她承认自己焦虑，还是把自己的焦虑解释成一种正当的恐惧，情况都是如此。然而，我们可以无数次地做这样一种实验，即告诉这样一位母亲，她的反应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恐惧，而是一种焦虑；我们可以暗示她，她这种焦虑与实际存在的危险是不相称的，在这种焦虑中包含着种种个人因素。作为对这种告诫的反应，她会反驳这种暗示，不遗余力地证明你完全弄错了。难道玛丽不是在襁褓中就患过这种传染病吗？难道约尼不是因为爬树摔断过腿吗？最近不是有一个人以糖果来诱拐孩子吗？难道她这种行为不是完全出于对孩子的爱和责任心吗？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遇见谁这样热烈地为他的非理性态度辩护，我们就可以肯定，这种受到辩护的态度，对于那个人来说一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这样一位母亲，不仅不会因为自己这种情绪而感到无能为力，相反她会感到自己完全可以积极主动地在这种情境下做点什么；她不仅不会承认自己的软弱，相反还会因为自己的高尚准则而感到骄傲；她不仅不会认为自己的态度中包含着种种非理性因素，相反还会觉得自己的态度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她不仅不会觉察并接受改变自己某些态度的警告，相反还会继续把自己的责任转移给外部世界，并借些逃避面对她自己的真实动机。显然，她必须为这些暂时的利益付出代价，永远也无法消除她心中的忧虑。更重要的是，她的子女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但她却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归根到底，她并不希望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内心深处，她始终抱有这样一种幻想，以为她可以既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同时又设法得到只能由这种改变获得的好处。
同样的原则也完全适合于相信焦虑是一种正当恐惧的任何倾向──无论其内容是对于分娩的恐惧，还是对于疾病的恐惧，或是对于饮食失当的恐惧，对于天灾人祸的恐惧，对于贫穷潦倒的恐惧。
逃避焦虑的第二种方式是根本否认焦虑的存在。待续……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