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神经症病人，是指那些行为、情感、心态、思维方式都显得不正常的人。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却“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成员身上的行为标准和情感标准。而这些标准却因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换言之，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是相对的，在一种文化中是不正常的人,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是正常的。所谓不正常的人，无非是指他的行为、感情、思维方式不同于一种文化中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内心才充满了那样多的恐惧、焦虑和不安全感。
神经症病人内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一方面，他们对爱怀有病态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爱，逃避爱，无法获得爱；一方面，他们拼命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着对失败甚至对成功的恐惧，竭力要逃避竞争；一方面，他们对他人充满了恐惧和敌意，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倾向放弃自我，顺从他人……所有这些病态倾向，固然一方面源于童年时代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一种基本焦虑,但更多地却源于当前实际面临的冲突。这些冲突深深地植根在文化内部，从这一意义讲，神经症患者个人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文化危机的反映，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只不过是一定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霍尼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病因说”，而且实际上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了文化上的，乃至社会经济上的批判。
“现代文化在经济上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孤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形的心理后果乃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所有的人类关系之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魅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病*。”这一批判，不禁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在《共产*宣言》中所做的那段著名批判。
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恐惧、孤独感、软弱感、荒谬感、异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随时随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
“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因此，焦虑是霍尼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所谓焦虑，乃是指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求爱，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同一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爱，去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神经症患者总是处在无休无止的内心冲突中而无法获得爱，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恐惧和焦虑，由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正是从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着眼，霍尼揭示了西方文化中的内在矛盾，这些无法调和的文化冲突渗透到个人的人格结构中,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和冲突。霍尼强调了三种主要的文化矛盾：一是竞争与仁爱，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的矛盾；二是不断刺激起来的享受需要与这些需要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三是个人自由的许诺与他实际受到的局限的矛盾。这些矛盾以及所有其他的文化困境，迫使个人不得不与一连串使人道德混乱的价值标准打交道,使他不得不左右依违，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动辄得咎。由于神经症患者无力正视和解决这些矛盾，他真正的自我始终得不到成熟，而不得不以一连串虚幻的、不真实的追求和幻想来代替其真实的自我。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神经症乃是对正常行为方式的偏离和畸变。这一标准非常重要，但却并不那么充分。人们可能偏离普遍的行为方式，但却未必真正患有神经症。前面说过的那位艺术家,他之所以拒绝超过必要的工作时间去挣更多的钱，可能是患有神经症，但也可能只是因为比一般人聪明，不愿意让自己卷入争名夺利的竞争之中而已。另一方面，有许多人，虽然表面上看完全适应现存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却可能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的观点和医学的观点乃是十分必要的。
但奇怪的是，真正构成神经症的那些内涵，却又很难从这一观点去加以说明。不管怎样，只要我们仅仅研究表面现象，我们就很难发现一切神经病共同的特征。我们显然不可能用各种症状来作为标准，例如惊恐不安、抑郁沮丧、机能性生理失调等，因为这些症状也可能并不出现。某种类型的抑制作用倒是随时随地都存在一一其原因我将在后面给以讨论一一但它们却可能异常微妙或经过很好的伪装，以致竟然逃过了我们表面的观察。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表面现象来判断人际关系的反常，包括性关系的反常，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这些现象倒是不难捕捉，难的是对它们做岀鉴别。然而，尽管并没有对于人格结构的精湛知识,人们却仍然可以从一切神经症病人身上鉴别出两种特征，这就是在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以及潜能和实现之间的脱节。
这两种特征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我所谓反应上的固执，指的是缺乏一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保证了我们能够对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反应。举例来说，正常人也常常存在疑心，但那是在他感到事有可疑或发现他确有理由这样做的时候；然而神经症病人却可能随时随地没有任何理由地处于疑虑状态一一无论他本人是否自觉到这一状态。正常人能够分辨别人的恭维到底是出于诚心诚意，或只是出于虚情假意；而神经症病人却可以在任何场合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这些恭维表示怀疑。正常人如果发现自己受到一种不正当的欺骗，他会感到义愤填膺；而神经症病人却可能对任何好话都感到愤怒，即使他意识到这些好话对他有利也是如此。
正常人有时也会因为一件重大的、难以决定的事情举棋不定，而神经症病人却可能随时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做出决定。但固执也只有在偏离文化模式的时候，才能成为神经症的表现。在西方文明中，固执地对一切新鲜的或陌生的事物持怀疑态度,在大部分农民中间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小资产阶级对于勤俭持家的固执强调，也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固执。
同样，一个人的潜在素质与他在生活中的实际成就，两者之间的差距和脱节也可能完全是由于外在因素造成的。但如果他具备种种天赋，外在条件又十分有利于他的发展，他却仍然无所作为;或者，尽管他拥有一切使自己感到幸福的条件，却不能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不能从中感到幸福；或者一个女人尽管无比美丽，却仍然感到自己不能吸引男人，那么，这种脱节和差距就应该被视为神经症的表现了。换句话说，神经症病人往往感到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绊脚石。
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无论神经症病人的人格结构多么复杂，这种焦虑始终是产生和保持神经症过程的内在动力。我将在以下几章清楚地阐明这种说法的意义，这里我就不再举例了。但即使我们只是暂时地、半信半疑地接受这一基本原则,也还需要对它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这种说法显然是太一般、太宽泛了。焦虑或恐惧——让我们暂且交替使用这两个词一一是无所不在的，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也是如此。这些反应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类。
每一种文化所提供的生活环境，都会导致某些恐惧。不管这些恐惧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却可能由外在的危险（例如大自然和敌人），由社会关系的种种形式（例如因压抑不平、强迫服从、人生挫折所激发起来的仇恨）,由种种文化传统（例如对**、对触犯禁忌的传统性恐惧）所引发。不同的个人蒙受这些恐惧的程度有深有浅，但总的说来，在每一种特定的文化中，这些恐惧都是强加给每一个人，没有人能够逃避得了的。但神经症病人却不仅分担了一定文化中每一个个人都共同具有的那些恐惧，而且,由于他个人生命环境的不同（但这种生命环境却是与普遍的生活环境交织在一起的），他还具有在量与质上都偏离了文化模式的种种恐惧。
这些存在于一定文化之中的恐惧通常都会因为某些保护性措施，例如种种禁忌、仪式、风俗习惯等，而得以抵消。一般说来，这些防御措施，与神经症病人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防御措施相比，代表了一种更为经济的方式。因此正常人虽然不能不身受其自身文化中恐惧与防御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却完全能够发挥其自身的潜能，享受生活提供给他的一切机会和可能。正常人能够最大限度地抓住和利用他的文化给他提供的种种机会。消极地说，他所遭受的痛苦，不会比生活在他的文化中所不可避免要遭受的痛苦更多。相反，神经症病人却不可避免地要比一般人遭受更多的痛苦，他必须为他的防御措施付出一笔高昂的代价,从而使他的生机与活力受到损害，使他人格的拓展受到阻碍；更具体地说，使他获得成就和享受生活的能力受到损害，其结果则是我在上文中提到过的差距和脱节。事实上，神经症病人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受苦的人。在讨论一切神经症可以通过表面观察而发现的共同特征时，我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事实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并不必然是可以从外部观察得到的。甚至神经症病人自己，也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他正在受苦这一事实。
神经症还有另一种基本特性，那就是冲突倾向的存在。对这种冲突倾向的存在,或至少是对它的确切内容，神经症患者本人并不知道，因此他只是自发地企图达到某种妥协和解决。正是这后一特性，曾被弗洛伊德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强调指岀，说它是构成神经症不可缺少的要素。把神经症病人的冲突与共同存在于一种文化之中的冲突区分开来的，它既不是这些冲突的内容，也不是说这些冲突本质上是无意识的——在这两方面，共同的文化冲突都可能是完全一样的——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这些冲突更尖锐、更紧张。神经症病人试图达到某种妥协的解决，我们不妨把这些解决方式称之为“病态的解决方式”。与一般正常人的解决方式相比，这些解决方式更不能令人满意，并且往往要以损害完整的人格作为其代价。
回顾所有这些考虑，我们仍然未能给神经症下一准确完美的定义，但至少我们可以对它作这样一种描述: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们才应该将它叫作神经症。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反复发生的那些心理困扰，如果剔除其通常具有的虚幻晦涩的性质，就会很容易地被我们发现：它们与我们文化中正常人所面对的那些心理困扰，仅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能不面临竞争的问题、对失败的恐惧问题、情感上的孤独问题、对他人以及对自己不信任的问题。别的不说，光是这些问题就并不仅仅存在于神经症病人身上。
关于神经症的患者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态度可以粗略地分类如下：(1)给予和获得爱的态度;(2)自我评价的态度;(3)自我抑制的态度;(4)攻击性。
关于第一种态度，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的一种主导倾向，就是对他人之称赞或他人之情爱的过分依赖。我们都希望获得他人的喜爱和赢得他人的赞赏，然而神经症病人对爱和赞扬的依赖,却与爱和赞扬对于他人生活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极不相称。尽管我们都希望能被我们所爱的人喜爱，但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却有一种对于爱和赞赏的不加分辨的饥渴，以致完全不考虑他们究竟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