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原生家庭」送你一份惊喜
你了解自己近期的精神状况吗？本次测评，我们针对心理认知方面的易感因素，构建了抑郁障碍发生的风险思维模型。大家可以通过该测评，评估自己近期的情绪状态，以及日常思维习惯，依此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抑郁障碍发生的风险。
——by圈姐
作者/张三丰出处/Diggme
给抑郁的一封信：
你好，抑郁：
思考是我的好朋友。大家都说你和思考长得很像，说你更像是没有归路的思考。
当我睁眼看窗，我发现天是灰色的；当我看见恋人，我发现TA是灰色的。你会夺走我的色彩么？
世界只有我与时间；一切突然失去意义，我平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哭又流不出眼泪。你会夺走我生活的意义么？
我知道你不仅仅是悲伤，我悲伤过。你给我的无力感，让我的身体和灵*同时被掏空了。
你究竟是谁，你在哪里？你是如何找到我的？
我想认识你，抑郁。
“人缘”很好的抑郁
抑郁，似乎成了我们的时代病之一。“心中的抑郁就像一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前英国首相邱吉尔长期患抑郁症，这只“黑狗”伴随他一生。是的，抑郁这只黑汪，属于倾注的依恋型，当你越想它离开你的时候，它往往靠你更近。
国家卫计委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抑郁症患病率在1.6%-4.1%之间，已成为最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
《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年）》计划到年我国“公众对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的认识和主动就医意识普遍提高，医疗机构识别抑郁症的能力明显提升，抑郁症治疗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0%”。
“朋友”很多的抑郁
抑郁症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疾病。多项研究显示，躯体疾病像肿瘤、糖尿病、关节炎、慢性疼痛、心血管疾病等这些慢性疾病，跟抑郁症又互为危险因素，有共同发病的风险。
还有研究显示，像关节炎、背疼、头疼的患者患抑郁症风险是普通人群的1.9到3.2倍，抑郁症患者发生肿瘤、心血管疾病、中风的风险更高。
抑郁天生偏爱的人群
抑郁的发生是综合的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个人的角度说，有的因素使得有些人成为易感人群，比如携带特定的基因，特定的人格特质，幼年的家庭环境及经历，女性等。
不过，一个人即便是符合所有的易感因素，也不能说此人一定发生抑郁。就像炸药若没有导火索则很难引爆，抑郁的发生还需要促成因素，它们让抑郁的易感人群，更容易发生抑郁。
而从群体的角度说，抑郁的发生则是生理因素、环境因素、心理因素三方面的综合结果。
生理要素
01.不管怎么独立，你都在和祖先一起战斗
02.神经环路在情绪压力下，发生病态可塑变化
年，胡海岚（浙江大学神经科学中心教授，致力于研究情绪疾病的致病机理）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首次发现抑郁症的发生和大脑内的βCaMKII蛋白激酶分子密切相关。
βCaMKII蛋白激酶分子是调节神经活动的重要蛋白，当它在大脑中负责传递奖赏信息的核心区域-缰核-中表达水平过高时，会导致快感缺失与行为绝望，这也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
以前流行的观点认为抑郁症与脑内神经递质（神经细胞分泌的化学物质）“愉悦因子”5-羟色胺和“驱动因子”多巴胺水平的降低有关，因为发现临床抗抑郁药物能够提高这两种物质的脑内浓度。
但是现有的抗抑郁药物治疗虽然很快能将这些因子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患者的情绪很可能要在几周以后才发生改善，因此生化水平的改变可能并非抑郁的直接致病因素。
现在比较获得认可的“神经环路可塑性学说”认为，大脑中和奖赏相关的神经环路在情绪压力下发生病态的可塑性变化，导致抑郁患者动机缺乏、快感缺失等表现。
03.抑郁的首发年龄青年化
在第8次全国心理卫生学术大会上，医院副院长王刚透露，中国抑郁症的平均发病年龄已低至30岁左右。多项大数据调查研究表明青年人抑郁症发病率更高。
环境要素
01.人均GDP的增长
根据全世界范围的大样本研究，抑郁症和其他各类型的精神疾病的发病率随着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以人均GDP计）的增加而增加，这二者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Kessleretal.,)。
从年到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从美元左右增长到美元左右，中国人所感知的压力已今非昔比。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调查了名40岁出头的受试者的工作条件及其健康状况。
研究发现,有近1/4的被调查者表示工作很紧张,近1/4的人表示缺乏对工作稳定性的预期，经理人和专业人员由于惧怕失业而产生抑郁症或引起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3倍。
但是，科学家对现存原始人的研究，比如巴拉圭原始居民阿契人（Ache）和非洲南部喀拉哈里沙漠的昆人（Kung），即使这些人的生活环境被认为与我们的原始祖先十分相似，但是都发现了抑郁症状。
因此，“经济社会发展导致抑郁”这一解释依据仍然不足。
02.离婚
一般认为，婚姻家庭变故是引发抑郁症的高风险因素。研究数据表明，离异人群的患抑郁症风险是单身人群的3倍左右。
03.受教育年限低
受教育年限较高的人比受教育年限较低的人更远离抑郁症，这种差异在中老年人群中表现的更明显(Bjellandetal.,)。
04.收入水平
最低收入人群和低收入者有数倍于其他群体的风险，而中产或接近中产者（低于中产水平）跟更富有的人具有相同的低水平风险。(Akhtar-DaneshLandeen,)
05.社会性微笑
曾有研究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文化心理差异，如一群人中只有1个人面带微笑，中国人倾向于认为面带微笑的人只是表面在笑，但骨子里不高兴；西方人则倾向于认为他就是快乐的。
西方人认为个人的情绪表达是独立于别人的，而中国人则会觉得，个人情绪反应要和环境相适应。
中国人的“事事隐忍”、“极尽周全”、“表面和气”等等让西方人捉摸不透的功夫，既可能是传统中华文化的精华，也可能是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成为中国人“抑郁”的温床。
06.对抑郁的消极态度
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在中国访谈了将近1人(年龄介于26—45岁间),调查结果显示，超过45%的人表示即便他们患了抑郁症，也会选择不接受治疗；愿意接受治疗的人中,只有18%的人会选择专业的精神科。
人们耻于被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抑郁症。但是，同期医药市场监测显示治疗抑郁症药物的销售额却逐年攀升，年，该类药物销售额达到30亿元人民币，较年增加了22.6%。
心理因素
01.自动负性思维
负性自动思维是情绪障碍的主要原因，通过认知治疗的理论和实践，能有效治疗抑郁症等情绪障碍。主要表现为他们抱有一种不现实的观念，就是他们必须成为什么或必须完成什么才行，否则就是失败，甚至不配做人。
自动负性思维带来一个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他们不仅感受不到快乐，而且难以想象任何能让他们快乐的事件。曾有研究者指出，抑郁症患者主要症状并非极端的悲伤，而是快乐的缺乏。
有研究表明抑郁组和非抑郁组对悲伤和恐怖电影的反映差不多；但是抑郁组观看喜剧电影时报告的快乐相对较少，甚至在观看喜剧时报告轻微悲伤感（Rottenberg，Kasch，Gross，＆Gotlib，）。
有研究要求抑郁组和非抑郁组女性对12个愉快的词和12个不愉快的词与她们自身状态的符合程度进行评定，抑郁组评定愉快的词与自身符合程度更低，不愉快的词与自身符合程度更高。
评定之后又要求她们回忆这24个词（事先没有说），抑郁组更少回忆起愉快的词，两组被试回忆不愉快的词没有显著差异。
还有研究表明，在一个回忆词语任务中，即增加肯定回答有更多机会获得奖励时，答错并没有惩罚，抑郁被试并没有改变回答策略，表现出对情境中的潜在奖励因素感受更低。
02.消极的归因方式
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他们的成功是运气、能力、努力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每种因素的权重可能有很大不同；但是，人们对失败的解释一般具有跨情境和跨时间的一致性。
抑郁的人更多使用最消极的归因，常常将自己失败归因于能力（如“我很笨”），而非努力程度不够，它表明他的失败原因是自身难以改变的（时间上的一致性）、全面的（跨情境的一致性）。
抑郁，了解你，然后，离开你
抑郁是不是一条黑狗不知道，但是抑郁形成、发展确实与我们生长的先天与后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论是遗传还是环境因素，他们扭成一股绳，都共同作用大脑，重塑大脑，使大脑功能失调而引起抑郁表现。
就像长期用眼劳累引起近视一样，抑郁的发生可以是易感个体生活在长期环境压力状态下、从而心理免疫系统失去保卫能力处于节能模式，而导致大脑“生病”的结果。
诚实的讲，抑郁确实是一个不太好，也不好受的状态。不是每个人都能如鸡汤文所言，有能量积极与之相处，并从中获得成长。
且没有人能够获得抑郁的终身免疫。日常的生活事件就像细菌与病*，时不时挑战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待到我们burnout，就易入侵成功。
从这个层面来说，增强自身心理韧性，保持应对方式的灵活性，即使觉察自身的情绪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了解抑郁，并不是为了增加我们的恐惧。只有内心愿意直视它，才能最后离开它。
本次测评，我们针对心理认知方面的易感因素，构建了抑郁障碍发生的风险思维模型。大家可以通过该测评，评估自己近期的情绪状态，以及日常思维习惯，依此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抑郁障碍发生的风险。
▼抑郁风险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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