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的差别一直被分析讨论，荣格自身也在多种场合下做出自己的解释说明，年，荣格写了一篇题为“弗洛伊德和荣格之对比”的文章，并于5月7日载于《科隆日报》第4版。在这篇文章里，荣格亲自总结了他和弗洛伊德之间的三点差别。随后，在年《克兰菲尔德〈心灵之隐秘路径〉的序言》里，荣格就某些提法又做了进一步详细的阐述。
第一点，弗洛伊德太过强调生命的病态方面，并且依照其缺陷孤立地分析人；而荣格则倾向于依照一个人健康完好的状态去看待他，把患者从充斥着弗洛伊德作品每一页的那种神经症状态的心理中解放出来；
第二点，弗洛伊德坚持把“心理分析”（狭义上说）这种方法等同于他的性理论，而且宣称这种“心理分析”是“科学的”绝无谬误性，但是荣格彻底反对弗洛伊德的这种独断论，这也导致了他与弗洛伊德的决裂。
对于荣格而言，弗洛伊德完全无视哲学的做法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相反，哲学批判帮助自己看到：每一种心理学，包括他自己的心理学在内，都具有主观体验的特点。
荣格清楚的知道：出自我口的每一个词语都带有属于自身的一些东西—那个拥有特定历史和特定世界的、独特且唯一的自我。自己的观点及自己所创立的学派都是心理学性质的，因此，就受到同样的局限和批评，就如同他允许自己据此局限和批评以极力反对其他心理学家一样。
荣格继续表明：就我能够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评价来看，我认为它与上述心理学（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元论，而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建立在相反的原则之上的二元论，甚至可能是多元论，因为它认可了相对自主的心理情绪的多样性。
由此，弗洛伊德的解释原则从根本上说，是还原性的，总是返回到束缚人性的幼儿期情境，荣格更为强调建设性和综合性解释，认为明天比昨天具有更多实际重要性，来源远没有去处那么重要。仅仅把病因带到意识之中是不够的，因为神经症的治愈归根到底是一个精神问题，而不是重演旧日记忆的魔力所能达到的。
所以，弗洛伊德如果要声称自己的“心理分析”是“科学的”，就不应该有“绝无谬误性”的独断论倾向，荣格认为，科学一旦脱离了批评和怀疑主义，就堕落成为病态的温室植物，科学的一个必要成分就是绝对的不确定性。
每一个作为个人作品的心理学都含有主观色彩，在是否承认这一事实的问题上，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
第三点，两个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荣格对一切宗教的态度都是肯定的，他认为：了解自由的，不是肉体之儿女，而是“上帝之儿女”，但是弗洛伊德永远不能明白这一点，所有与弗洛伊德具有相同世界观的人也都无法让自己明白。至少，他们永远找不到这种知识的钥匙。
荣格认为，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不过是在心理学理论的伪装下鬼鬼祟祟地走私由来已久的耶和华而已。荣格则宁愿用人们始终熟知的名称来称谓事物。
当然，荣格也声称，他也肯定生物学和一般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因此，在荣格的世界图景中，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外部领域，也同样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内部领域；两者之间站立着人，时而面对这个世界，时而又面对那个世界，并且，依着不同的气质和脾性，会把其中之一当作绝对真理，而否定或牺牲另外一面。当然，这一图景是假设性的，他从这一假设中产生了“类型理论”，也导致了荣格对与自身、与弗洛伊德有差别的思想的和解。
荣格在这种假设中看到了相反事物的作用，并从此概念中得出了“心理能量”的观念，而弗洛伊德开始就把性作为唯一的心灵驱动力，只是在荣格与其决裂之后，才把其他因素考虑在内。荣格使用“价值强度”这一词汇，并不是要否认性在心灵生命中的重要性，可是弗洛伊德执意认为他确实否定了。荣格想做的，就是给性这个泛滥成灾并损害所有有关心灵的讨论的术语划定界限，并把它放置到合适的地方。
最终，荣格认为弗洛伊德和自己之间的比较可以回溯到两人基本假设的关键性差别上。假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假装不存在假设就是错误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荣格在这篇文章里论及基本的问题；以此作为出发点，两人观点之间的细微差别就能够很好地被理解。
参照《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荣格著谢晓健、王永生、张晓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