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东南地区黄河故道中有一盛产水果的村庄——营里。此村是以梨、桃、杏为特产的果木村，位于南宫城东南60华里处，其近邻独有崔村，与周遭的村庄都相距较远，是一个坐落在黄河故道中心的村庄。
抗日战争时期，这个不足人口的小村，是侵华日军在南宫、垂杨地区祸害最严重的村庄之一。从年春到年春，侵华日军在范家寨村东残杀了营里村的高金生、范玉九，在垂杨据点残杀了营里村的张俊明、张凤华，制造了两起一次残杀两人的惨案。年春，侵华日军又在营里村制造了一起一次残杀两名无辜村民的惨案。
年春冀南百年不遇的大旱持续发展，南宫、垂杨两县不仅春播不能播种，而且越冬的麦苗也大多枯萎了,老百姓只能靠树皮、草根充饥。人们头顶赤日，结伙到十字道上去求雨，盼望天降甘霖，下场透雨，让庄稼丰收，让老百姓避免因灾蒙难。在这种情况下，日伙军依旧经常进行“扫荡”，残害抗日干部、抗日积极分子和无辜老百姓。
年春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一股外出“扫荡”的日伪军又一次闯进了营里村。人们发现日伪军向营里扑来时，营里村顿时乱了起来。村里男女老少扶老携幼向村外跑去，老弱病残和行动迟缓者被前来“扫荡”的日伪军堵在了村子里。这股日伪军同以往“扫荡”的日伪军一样，进村后就抢东西，甚至肆无忌惮地杀害无辜村民。
范长振是在这一次日伪军“扫荡”中第一个遇难者。他在日伪军进村时没及时听到日伪军进村前村里出现的混乱、嘈杂的声音，等他看到日伪军进村后再想跑出村时已经来不及了，但他还是拼命往村外跑。
范长振慌慌张张跑出家门口进入胡同时，闯进营里村的一个日军在胡同口发现了正在奔跑的范长振，立即举枪朝他射击，把范长振打死在他自己家每天进出门都经过的胡同里。
第二个被日伪军枪杀的是范庭玉，他被杀害于营里村东南果园北边。日伪军进营里村时，范庭玉正在营里东南的果园里修剪果树。他抬头发现大批民众朝果园奔跑，知道是日伪军进村了，便朝果园北头走去。
跑出村的民众在与范庭玉相遇时对他说:“日本鬼子进村了，别往北走了，就在树行子里躲着吧。”范庭玉在行走中说:“我就到行子北头看一看，不到村子里去，不会出事。”他没听好心人的劝告，继续往北走。走到果园北头后，他就站在那里朝营里村张望。范庭玉站在果园北头往村里看了也就是几分钟，突然一声枪响，他即中弹倒在了血泊中。
这一枪是一个放哨的日军打的，他当时就站在营里村东南角场院里盛牲口饲草的小屋顶上放哨，这座盛牲口饲草的小屋是营里村高西刚家的，南距营里村的果园约米。放哨的日军发现站在果园北头往村里张望的范庭玉后，即朝他瞄准射击。一声枪响，不满30岁的范庭玉被击倒在地，成了屈死冤魂。
日本侵略军杀人不眨眼，抗战时期不仅在这个来人口的小村制造了3起一次残杀两名无辜村民的惨案，还零星残杀了高希申、范玉水、李朋方、范九来等8名无辜百姓。范九来被残杀时31岁，在营里村北被日本侵略军开枪打死。
李梦兰被日军枪杀于营里村南，遇难时28岁。李梦栓是在自家胡同里被日军枪杀的，他是早晨起床后挑洗菜水时被日军开枪打死的，死得很惨。
遇难时40岁的高希申是在地里干活儿时被到营里“扫荡”的日本兵用刺刀挑死的。他被刺后没有随即死去，但刺中了要害部位，终因流血过多在日伪军离开不长时间就离开了人世。
李朋方是在秦庄炮楼出来时被打死的，他被打死时年仅32岁。范玉水是个神经病患者，说话也说不清楚，日伪军来营里“扫荡”时他一般都呆在家里。有一次日伪军“扫荡’时，一个日军闯进了范玉水的家，竟开枪把范玉水打死在屋里。由此可见，日本侵略军真是残忍到了极点。
侵华日军占领南宫时期，在这个有30多户人家的营里残杀了14名无辜群众，欠下了营里村民一笔又一笔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