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远读重洋
在这次的新冠疫情中，一些欧洲国家一直在奉行“佛系抗疫”，不推行封城，也不执行严格的隔离措施。
瑞典就是其中的一个，它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通过“群体免疫”来取得抗疫的胜利。瑞典的流行病学家曾预计，首都斯德哥尔摩将可能在5月份实现“群体免疫”。
现在，5月份已经要结束了，这一预计有没有实现呢？很可惜，这一幕并没有成为现实。
据调查，5月在斯德哥尔摩，只有7.3%的民众拥有新冠病*的抗体，这远远低于“群体免疫”中要求的7到9成人口。
而瑞典的群体免疫*策，也让瑞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截止到5月29日，瑞典因新冠肺炎去世的人数为人，死亡率高达12%。
而且其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一直在攀升，根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的7天里，瑞典每百万人口中，新冠病*导致的死亡人数成为欧洲第一。
而且在瑞典的死亡人数中，有9成是70岁的老人，没错，是9成。
·01·
养老院成为重灾区
瑞典是个高福利国家，尤其是养老金制度非常完善，这里曾被联合国评为是世界最适合养老的国家。
在瑞典，大部分老人也更愿意住在养老院。这里有专门的护理人员，对他们的生活起居进行悉心照料。
尽管瑞典自3月31日后，禁止对养老院进行探望，但这一*策并不对护理人员生效。
新冠肺炎爆发以后，由于瑞典采取了“躺平“*策，所以护理人员出了养老院，可以进行自由地生活和社交。
而这无疑增加了病*传播的可能性。
要知道，这些护理人员中，并非都是全职工作者。根据数据显示，3月，在斯德哥尔摩养老院中，有23%的人是临时工，还有40%的人是短期工。
这些护理人员通常会在几个不同的养老院工作，这导致了更大的传播。
根据瑞典《今日新闻》的报道，新冠病*已经进入了瑞典至少个养老院，有数千名老人被感染。
这些老人身体机能衰弱，普遍患有基础疾病。对于他们来说，基本无法依靠自身免疫力度过难关，所以最医院。
然而，这条路也被封死了。
一名在多家养老院工作的护理人员拉蒂法·洛芬伯格（LatifaLfvenberg）表示，他们被告知不要把老人送进养老院。
这医院的证实，在斯德医院，几乎没有老年人，都是90后、80后、和70后。
所以对于养老院的老人来说，他们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留在养老院等死。
·02·
必要时，打上一支吗啡
雷扎·塞吉（RezaSedghi）就经历了这一痛苦时刻，他是一名92岁的老人，住在瑞典阿卡拉（Akalla）的一家养老院。
由于新冠肺炎的到来，他的家人无法探视他，只能通过视频电话联系。
跟往常一样，雷扎的女儿莉莉·塞吉（LiliSedghi）给他拨去视频，在视频中，莉莉发现自己的父亲比平时更疲劳了，对原本喜欢吃的食物也失去了食欲。
透过视频，莉莉都感觉到自己的父亲无法顺畅地呼吸，她寻求护理人员的帮助，但是护理人员并没有叫救护车，因医院接受他的。
最后，雷扎因为呼吸衰竭而死去。
这让莉莉非常痛苦，莉莉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如果我能够为他呼吸的话，我宁愿自己去死。”
△雷扎·塞吉遗照
这样的结局也并不是护理人员想要见到的，他们在看到老人因为窒息而死，也会感到恐慌。他们并不想袖手旁观。
所以，他们会在老人最后的时间里，给他们打上一支吗啡，好让他们平静地离开。
在瑞典，还有很多像雷扎这样的老人，他们都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死在了养老院中。
而对于这样的局面，瑞典公共卫生局首席流行病学家蒂格内尔（AndersTegnell）则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他说：我真的不认为还有什么事是我们能做的。
言下之意，他们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不少瑞典人也同意这一说法，他们在论坛上发声说：“我们只是让迟早该死的老人，提前死亡了，这并没有错”。
·03·
逃过了大屠杀，
却没能逃过新冠肺炎
但对于瑞典来说，新冠肺炎带走的绝不仅仅是一群年纪大了的老人，它还带走了一批历史的见证者。
陶巴·卡岑斯坦（TaubaKatzenstein）是一名95岁的犹太老人，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
△陶巴·卡岑斯坦
陶巴曾在纳粹时期，被抓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陶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带走，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还见证了监工对囚犯非人的暴力虐待。
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在鞭子的抽打声中醒来，也有很多人在睡梦中再也没有醒过来了。陶巴曾说过，假如战争持续6个月，那她就无法生存下来。
幸运地是，陶巴被抓进去的时候已经是二战的尾声了，所以她才得以侥幸地生存下来。
像陶巴这样的犹太幸存者，整个瑞典已经不到位。然而，他们中有一半的人都死在了这次新冠肺炎中。
导致他们死亡的，不仅仅是病*，还有心理方面的因素。
自从瑞典宣布禁止去养老院探望以后，这些老人也不允许离开自己的房间。他们大多处于无聊的状态中，这让他们更多联想到过去的事情。
而且新冠肺炎的出现，搅起了心底的阴影。比如说当他们看到防护面罩的时候，会想起在集中营里的防*面具，进而回忆起过去那些恐怖的事情。
这些幸存的犹太人，正经历着严重的“创伤神经症”和“新冠肺炎”的双重威胁。而护理人员已经无暇顾及了。
很快，这些老人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
安娜·纳齐曼（AnnaNachman）负责为这些犹太人举行葬礼。她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已经举行了25场葬礼，其中至少有10人是大屠杀的幸存者。
△安娜·纳齐曼在准备葬礼
有人在瑞典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帖子，标题写道：《病*让大屠杀的最后证人沉默了》。然而在这条帖子的前排，却是这样几条评论：
“历史归于历史，现在归于现在，我们不必听这些故事，我们应该继续前进。”
“犹太人在转移注意力，设法把大流行变成大屠杀受害者的挽歌。”
“他们早就该死了，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瑞典的防疫*策已经引发了很多质疑，但是瑞典并没有打算更改这这条路线，其卫生部门仍在对外宣称，瑞典的抗疫策略是全世界最好的。
可能，他们在说出这类话的时候，并没有把老年人计算进去。
正如某些瑞典人在网络论坛上写下的那样：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迟早该死的人，所以并不应该被计算在内。
这让我想起陶巴在去世前两年做过的一场演讲，当时，她是以纳粹幸存者的身份参加的。在演讲中，她说：
描述那段时光是很难的，但我不愿意成为像我母亲那样的人，她们只是悲惨故事中的数字。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都是鲜活的生命，没有人应该只是悲惨故事中的数字。
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善待身边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