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与人生发展阶段有关的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意味着要展开一幅从摇篮到坟墓的心理生活的完整画卷。而且大家必须理解，我们不会试图描述各个阶段中正常的心理事件。
相反，我们会把自己局限于讨论某些“问题”；也就是说，讨论那些困难的、有疑问的或者模棱两可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讨论这样一些问题，它们的答案不止一个，不仅如此，这些答案还总是容易受到怀疑。
因此，我们在头脑中必须给很多东西划上问号。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又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某些东西，有时候甚至必须沉溺于推测之中。
如果心理生活只是由于表面的事件构成，在原始的水平上情况依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可以满足于坚定的经验主义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心理过程是由思考、怀疑和实验组成的，这些东西对于原始人那依赖无意识和直觉的头脑来说，几乎完全是陌生的。
这些问题的存在要归因于意识的增长，它们是文明送给我们的值得怀疑的礼物。正因为人背离了本能-他把自己与本能对立起来-才创造出了意识。
本能是自然，它寻求自然的永久存在，而意识只能寻求文明或者对文明的否定。甚至当我们受到卢梭式渴望的鼓舞回归自然时，我们也要“教化”自然。只要我们仍然浸没在自然当中，我们就是无意识的，我们生活在本能的安全状态之下，因为本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身上所有属于自然的东西都会在问题面前退缩，因为问题的名字就是怀疑，不管问题在哪里占了统治地位，都会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同方法并存的可能性。
当几种方法似乎都有可能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本能的某种指导，而转入恐惧的手中。因为现在需要意识来做自然一直在为她的孩子们所傲的一切-也就是，作出一个肯定的、不可置疑的、毫不含糊的决定。
在此，我们受到一种太富于人性的恐惧的包围，害怕意识-我们的普罗米修斯似的胜利-最终不能够取代自然为我们服务。这样，问题就把我们引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我们为自然所抛弃，被驱赶到意识那里。没有另一条道路向我们开放；从前我们把自己托付给自然事件，现在我们被迫求助于自己做决定和解决问题。
因此，每一个问题都带来拓宽意识的可能性，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一种需要，就是要向幼稚的无意识和对自然的信任告别了。这种需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以至于它构成了基督教当中一条基本的象征性教义。那就是纯粹的自然人的牺牲，一个无意识的、足智多谋的人的牺牲，他的悲剧生涯起源于吃了乐园中的苹果。《圣经》中人的堕落展现了意识的曙光，但却把它当作对人类的诅咒。
事实上，我们起初正是用这种态度来看待每一个问题的，因为每一个问题都迫使我们需要更多意识，使我们离无意识的童年乐园越来越远。
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转身离开自己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根本就不提起它们，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干脆否认它们的存在。我们愿意使自己的生活简单确定而且平稳，由于这个原因，问题就成了禁忌。
我们选择肯定而不是怀疑-选择结果而不是实验-我们甚至没有看到，肯定性只能通过怀疑获得，结果只能通过实验获得。
人为地否认问题并不能带来信盒，相反，只能求更广泛、更高度的意识来给予我们所需要的确定性和清晰性。当我们必须处理某个同题时，我们会本能地拒绝尝试导向黑暗和模糊的方法。
我们只想听到毫不含糊的结果，完全忘记了只有先投人黑暗再浮出黑暗这样的历险经验才能带来这些结果。但是要穿透黑暗，我们需要唤起意识所有的光明的力量，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甚至必须沉溺于猜测之中。
因为在处理心理生活中的问题时，我们会不断地与分属于各个知识领域的原理发生冲突。
我们打搅和激怒神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我们甚至在生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领域中探索。这种过分的行为不应该归罪于我们的傲慢，而应当归因于一种情况，即人的心理是各种因素的独特的综合体，这些因素又同时构成了其他领域深入研究的特殊课题。
因为人正是从他自身、从他自己的特殊构造中创造了各种科学。
它们是他的心理的征兆。所以，如果我们问自己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人会有问题，跟动物世界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呢？”我们就陷人了那个解不开的思想之结，在许多个世纪中，成千上万个敏锐的头脑造成了这个结。
我不想为这个混乱的杰作付出西西弗斯式的劳动，而只是试图为人们解答这个问题的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没有意识就没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来提出这个问题：意识是通过什么方式产生的呢？没有人可以确定地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处于意识形成过程中的孩子。只要留心的话，每一个做家长的人都可以观察到。
这就是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东西：当孩子识别出某人或者某物时-当他“认识”一个人或者一样东西时-我们就感觉孩子有意识了。
才疑，正因为如此，乐园中的智慧树才会结出如此致命的果实。但是这个意义上的认识或者知道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执出地把一个新的知觉和已经建立起来的前因后果联系起来，联系的方式使我们的意识同时保存了新知觉和前因后果，我们就说“知道”了某个事物。所以，“知道”是建立在心理内容的意识联系之上的。
我们不能知道互不联系的内容，我们甚至不能意识到它们。如此说来，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意识的第一个阶段就只是两个或更多的心理内容的联系。
在这个阶段，意识只是零散的，仅限于几个联系的表象，其内容不会被记住。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没有连续的记忆，这是一个事实；至多有一些记忆岛，就像无边暗夜中的孤灯或者发光物体。
但是这些记忆岛跟起初那些心理内容的联系已不尽相同；它们包含着一些新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内容，它们非常重要，正是它们构成了所谓的自我。
自我--就像最初的一系列内容一样-是意识中的一个客体，由于这个原因，孩子开始总是用客观的方式称呼自己，也就是用第三人称。只是到了后来，当自我的内容本身充满了能量时（这很可能是锻炼的结果），主观感或者说“自我感”才会产生。
无疑，孩子从这一时刻起就开始用第一人称称呼自己了。在这个阶段，记忆的连续性开始了。所以，从根本上讲，它是自我记忆的连续性。在意识的儿童阶段还没有问题，还没有什么东西依赖主体，因为孩子本身仍然完全依靠父母。这就好像孩子还没有完全生出来，他还笼罩在父母的心理气氛中。
按照正常的进程，心理上的出生，以及与之结伴而来的把自我和父母有意识地区别开来的过程，一般发生在青春期，这时性生活突然介入。
生活的变化伴随着心理的革命。因为身体上出现的各种现象非常强调自我，它经常会毫无节制地表现自己。
这个时期有时被称作“难以忍受的年龄”。在达到这个阶段之前，个人的心理生活基本上是由冲动控辅的，很少或者根本不会遇到问题。
甚至当外在的限制与主观的冲动发生冲突时，这些限制世不会使个人与自己产生矛现。他或者服从于它们或者统过它们，与自己保持着一致。他还不了解问题所带来的内部的紧张状态。只有当外部的限制变成内部的障碍时，也就是当一种冲动与另一种冲动发生冲突时，这种状态才会产生。
用心理学的术语说，那就是：如果一系列自我内容与另一系列同样强度的心理内容并列出现时，由问题引发的状态-与自己冲突的状态-就出现了。
这第二个系列，由于它的能量价值，有一种与自我情结同等的功能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另一个或者第二个自我，在特定的情况下，它可以从第一个自我手中夺取支配权。这就带来了同自己的疏远-此种状态就预示着问题的出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如下：由识别或者“知道”所构成的意识的第一个阶段是一种无秩序的或者说混乱的状态。
第二个阶段-自我情结得到发展的阶段-是一种单一化的或者说一元化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意识又往前迈出了一步，它由人对自己分裂状态的认识构成；它是一个二元的阶段。到这里，我们才进入实际的主题，也就是人生阶段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讨论青年期。它的大致范围是从青春期到中年，而中年大约在35岁和40岁之间到来。
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选择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作为讨论的开始。难道没有什么难题与童年相联系吗？儿童复杂的心理生活对于父母、教育者和医生来说当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儿童自己没有真正的问题。只有当一个人长大了，他才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进而与自己产生对立。对青年阶段各种问题的起源我们都是完全熟悉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是由于生活的要求粗暴地结束了童年的梦想。
如果个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向职业生涯的转变就可能是顺利的。但是如果他抱着与现实相矛盾的幻想不放，那就肯定要出现问题了。每个人迈出生活的这一步时都会有一些部想-有的时候这种预想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它们也许不得合人所投人的环境。这就经常会出现期望过高、低估困难、盲目乐观或者态度消极的问题。要把造成最初的意识问题的预想都举出来，可以列一个很长的单子。
但是造成问题的并不总是主观预想与外部事实的冲突，它还可能是内部的心理骚乱。即使在外部世界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这种骚乱也可能存在。常见的是性冲动打乱了心理平衡，也许同样常见的是自卑感，它产生于让人难以忍受的敏感。有时，不用做明显的努力就能够适应外部世界，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内部的困难也可能存在。
似乎有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年轻人必须为生存而挣扎的话，他们就免除了内部向题，而那些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很容易适应的年轻人，却遇到了性欲的问题或者产生于自卑感的冲突。有些人自己的气质就会导致问题，他们通常是神经症患者，但是如果把存在问题与神经症混为一谈，那将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这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神经症患者是病人，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他的问题；而一个具有困难气质的人没有病，他只是受到意识问题的折磨。如果我们试图从青年期那几乎无法穷尽的各种问题中找出共同的根本的因素，我们就会在差不多每个例子中都遇到一个特殊的性质：一种多少有些明显的对于童年阶段意识的依赖-它对抗着我们内部和我们周围那些倾向于把我们卷入世界的强大的力量。
我们身上有些东西希望我们保持儿童状态，希望仍然无意识，或者至多是意识到自我；希望排斥任何陌生的事物，或者至少使它服从于我们的意志；希望什么也不做，或者无论如何也要沉溺于我们对快乐或者权力的追逐。在这种倾向中，我们观察到某种类似物质惯性的东西，它要保持迄今为止存在着的状态。
这个阶段的意识比起二元阶段的意识要狭小、自私得多，因为在后一个阶段，个人发现自己被迫承认和接受不同的、陌生的事物，并把它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道承认作为一种“我的同体”。
二元阶段的根本特征正是生活视野的拓展-对这一拓展地会有抵制。肯定，这种扩展--或者用歌德的表达方式，这“舒展”早在二元阶段之前就开始了。
它始于出生的时候，当一个孩子摆脱了母亲子官束缚的时候，从那时起，它就稳步地增长，直到达到儿童阶段的某个临界点，这时由于问题的困扰，个人开始与它斗争。
如果个人把自己变成另外的、异体的“我的同体”，而让原来的那个自我消失在过去之中，又会怎么样呢？我们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个相当可行的过程。
从抛弃以前的亚当这种劝诫追溯到原始民族的再生仪式，宗教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把一个人转变成为一个新的、未来的人，并且让生活旧有的形式消亡。
从某种意义上讲，心理学告诉我们，心理中没有什么东西是陈旧的，没有什么东西会真正地、肯定地消亡。可供选择的出路是利用二元阶段存在于对立之中的紧张来粉碎它，并借此建立一种更广泛、更高层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