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抑郁症”，上及耄耋之年，下至舞勺之年均有所闻。虽有所闻，却不知其在我国被正名的“坎坷”。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Kleinman在湖南研究发现，被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的患者，若按照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的诊断标准，有70%以上的患者符合“抑郁症”的诊断。对于这种诊断结果的差异，Kleinman认为：由于中国文化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认知，使得精神疾病患者容易受到周围亲人、朋友和来自社会的歧视，因此，无论是医护工作者还是患者本人和亲属都极力避免使用“抑郁症”这一名词。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对抑郁症出现避而不谈的现象，而神经衰弱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塑造的躯体化现象，是抑郁症在中国文化中的变相存在形式。XX大革命期间，无数文人历经浩劫、惨遭迫害和摧残，最终抑郁自杀。这时，“*治迫害”是当下最具有合理性和反思批判性的解释，也体现出当时人们对抑郁症病因的认知更是浮于表象。进入新世纪以后，媒体对抑郁症的传播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开始把抑郁症引入中国大众的视野，提出“抑郁影响每一个人”这一主题。随后大众媒体对抑郁症的宣传、报道越来越多。从香港著名艺人张国荣突跳楼自杀，到马加爵在宿舍连杀四人事件，让人们开始重视抑郁症，因为它会“死人的”，不仅仅会自杀，还会杀害他人，是危险的。于是乎，人们开始谈抑郁色变。年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在媒体上正式承认自己患了重度抑郁症，并宣称“得抑郁症的人基本上都是天才”。以致于人们一度认为抑郁症离我们很远，以为名人、明星才是抑郁症的高发群体。随着媒体报道视角的改变——抑郁症可能是社会性疾病，外界环境因素占主导地位，抑郁症成了“遮羞布”、“替罪羊”。纵观近几年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在官方调查结论中，这些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基本上都与精神抑郁有关，甚至有网友戏称“凡自杀的官员都有抑郁症”。不管真相如何，这些官员非正常死后就成了抑郁症的牺牲品。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抑郁症对中国老百姓来讲还是陌生的话，如今，在大众传媒的宣传下人们越来越习惯抑郁症的发生，甚至自诩得“抑郁症”，把抑郁症当做无冕之王。下面看几例发生在我们心理卫生科中医患间的对话：对话1：“医生，这药你要多开些。”“这是处方药，每次都不能多开的。”“我有抑郁症，不吃不行的，会自杀的。”……对话2：“医生，我就开个药。”“嗯，先排好队，按顺序来。”“我有抑郁症的……”……对话3：“医生，这孩子老闹着不想上学，想开个证明。”“什么证明？”“抑郁症，办休学用。”……以上种种对话，对于从事精神/心理卫生的工作者来说习以为常了，但不免痛心，何时起抑郁症竟有如此作用。不管是“避而不谈”，还是“谈及色变”，甚至是“信手拈来”，抑郁症在中中国没有真正得到正名。此时，可能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对声音：“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对抑郁症的认知提高了，就诊率也提高了”。是啊，该病的患病率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不可否认，目前尚有一些系统的、规范性的诊疗指南，但仍有一些医生是缺少一双“慧眼”，致使这些发病率中有些是被误诊的。正如包祖晓在“禅疗四部曲”之《与自己和解：用禅的智慧治疗神经症》一书的前言中所写：“如果一个病人在医生面前哭泣，许多医生都会给他开抗抑郁药。”另外，医药市场在其中间也不乏起到推动作用。如生产百忧解的美国礼来公司，从年开始就在中国启动了“旭日工程”项目，组织了多场大型的学术会议以及不计其数的小型学术讲座，累计培训了4万多名医生，并编辑整理了30多万册有关抑郁症的临床资料供医生参考。同时，与*府机构合作，在卫生好新闻奖中特设了“精神卫生好新闻”奖，以鼓励新闻媒体对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宣传报道。所以说，抑郁症的患病率里有些可能是市场营销手段的牺牲品。另外，恶劣心境、混合性抑郁焦虑障碍曾经在教材或诊断系统中归入“神经症”范畴，现在也列入了抑郁症的名下。如此，人们耳熟能详的抑郁症仍需被正名，其道路依旧坎坷。——《走出绝望：心理医生教你摆脱抑郁的折磨》
点我了解更多
医学编辑出版中心康复版块医学编辑出版中心育儿版块特殊教育编辑出版中心社科编辑出版中心“经典与解释”人文历史编辑出版中心文化教育出版中心“书之舟”新生活编辑出版中心课外阅读杂志心智慧编辑出版中心华夏出版社官方微店或复制以下文字后打开手机淘宝进入华夏出版社天猫旗舰店￥QmwxYLKUANa￥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