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性神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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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盛社会的各类暴力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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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当下社会是「丰盛」的,既有真实的丰盛,也有不真实的丰盛

总之,当下社会是「拒绝不丰盛」的

有些东西丰盛,有些东西始终匮乏

消费社会既是关切的社会也是压制的社会、既是平静的社会也是暴力的社会。我们已经看到“平静的”日常生活持续地吸收着被消费了的暴力、“暗示的”暴力:社会新闻、谋杀、革命、核战或细菌战的威胁:这些都是大众传媒中关于悲惨景象的内容。我们已经看到,暴力与对安全及自在的挂念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不是偶然的:“耸人听闻的”暴力和日常生活的平静是相互同质的,因为两者同样抽象且依靠同样的神话和符号而存在。也可以说我们时代的暴力通过顺势疗法被接种到日常生活中了一成了抵御厄运的疫苗一以预防来自这一平静生活的真实脆弱性的威胁。因为纠缠着丰盛文明的不再是物资匮乏的威胁,而是脆弱性(FRAGILITé)的威胁。而这一威胁要严重得多,因为它关系到个体及集体结构本身的平衡,这种威胁要不惜代价去预防;这种威胁之所以成为威胁,事实上就是通过被消费了的、包装了的、同质化了的暴力的这种转手。这里的暴力是没有危险的:就像头版头条上的血或性并不会损害社会和道德秩序一样(尽管有一些审查官们认为存在这种危险并且想说服我们而对我们进行要挟)。它们仅仅证明这种平衡是不牢固的,这种秩序是充满矛盾的。暴力真正的问题是在其他方面提出的。即被丰盛和安全掩盖起来的、真实的、无法控制的暴力问题,它曾一度达到一定的极限。舒适生活掩盖在自身实现中的也不是那被与其他东西一起一体化并消费了的暴力,而是那无法控制的暴力。这种暴力的特征(恰如我们所定义的消费一样,不是从其表面意义来考察)是无目的和无对象。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那种把福利实践当作理性活动的传统观念之中,因而斯德哥尔摩的青年帮派、蒙特利尔的混乱局面、洛杉矶的谋杀等不可捉摸的、突发的暴力在我们看来便显得闻所未闻、无法理解、似乎是与社会进步及丰盛相矛盾的。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种道德假象之中,以为一切事情都有理智的合目的性,个体和集体的选择都有其基本合理性(整个价值系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消费者身上的绝对本能本质性地将他推向他所喜爱的目的一这种消费道德神话全盘继承了那种所谓人的天性趋向美与善的理想神话),于是这种暴力令我们觉得不可名状、荒谬、像魔*般恶*。然而,它可能仅仅是想表明有某种东西远远地超出了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用自己的眼光)进行自我评判、或者说它赖以在理智合理性标准中进行重新登记的那种满足和福利的理性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无法解释的暴力会让我们重新审视关于丰盛的观念:丰盛和暴力并驾齐驱,应该将它们放在一起研究。“无对象”暴力问题属于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某些国家还只是零星发生,但是在所有发达或超发达国家却有蔓延的可能,这便是丰盛之基本矛盾(而不再只是其社会学意义上的不协调)的问题。这便是多种形式的混乱(按杜克海姆的提法)或反常的问题,选择何种提法要看我们是以制度的合理性还是以对正常的真实经验为参照了,它们包括了从破坏性(暴力、轻罪)到可传染的压抑性(疲劳、自杀、神经症)以及集体逃避现实的行为(吸*、嬉皮士、非暴力)等多种形式。“富裕社会”或“放任自流的社会”的所有这些有代表性的方面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关于基础失衡的问题。“要适应丰盛生活并不容易”,加尔布雷思在《欲望策略》中说道。“我们的思想根植于以往的贫穷、不平等和经济灾难之中"(或者说根植于几个世纪的清教传统之中,人在那种传统中失去了幸福的习惯)。这种对丰盛的难以适应很可能恰恰反映了所谓渴望舒适的“天性”并非那么自然一否则个体们在舒适中不会有这么多的恶要作,他们会双脚跃进富裕之中。这应该使我们觉察到在消费中存在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种人们不得不受到其教育、训练甚至驯化的东西——事实上那是一种与自由统治毫不相干的新的道德心理约束机制。就这个角度而言,新哲学家们关于欲望的词汇是有意义的。问题只在于让人们学会感受幸福、让他们学会把自己奉献给幸福、规划他们身上幸福的反应。所以丰盛并非天堂、并非从道德向富裕之理想的非道德的跳跃,而是被一种新道德支配着的一种新的客观形势。客观地说,这并不是一种进步,而仅仅是另外某种东西。因而丰盛具有这样一种模糊性,即它总是既被作为惬意的神话(矛盾和紧张的解决、超越历史和道德的幸福)来经验,又被当作一种多少有些强迫性的对某种新型的行为、集体约束及标准的适应进程来忍受。“富庶革命”并未开启理想的社会,而仅仅是导向了另一类型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学家们非常想把这一社会问题局限为“精神状态”问题。在他们看来,关键已经在那里,真实的丰盛在那里,只需从贫乏时的精神状态过渡到丰盛时的精神状态就行了。他们哀叹要做到这点何其困难,他们因为看到突然出现了对富裕的抵抗而惊慌失措。然而只要稍稍承认那种公设,即丰盛本身只是(或者至少也是)一种新型的约束机制,就能立刻理解与这种(多多少少无意识的)新的社会约束相对应的只能是一种新型的对自由的要求。既然如此,对“消费社会”的排拒,就以暴力及侵蚀形式(对物质及文化财富“育目”破坏)或非暴力及消极形式(拒绝进行生产和消费投资)来表现了。假如丰盛真的意味着自由,那么这种暴力就是不可思议的。假如丰盛(增长)是束缚,那么这种暴力就能自圆其说,就是合乎逻辑的。如果说它野蛮、无对象、非形象,这是因为它所质对的约束也是未明确提出的、无意识的、不可读的:如“自由”的约束、对幸福的有节追求的、丰盛的总体伦理的约束。需要廓清的是丰盛社会中暴力的基本问题(包括间接地廓清所有反常、抑郁或弃世的征象)。这种暴力,根本不同于那种由贫穷、匮乏、剥削滋生的暴力——这是曾经被需求的总体积极性取消、掩蔽、删除了的欲望的消极性在行动上的突然表现。这是突然出现在人通过满足获得的与其环境的恬静平衡中的一种双重性逆模式。这与生产性/消费性相反,是破坏性(死亡的冲动)的体现,对它而言将不会受到官僚结构的欢迎,因为那些结构是归属于一种计划满足程式的,因而是归属于一种积极制度体系的。然而我们会看到,正如存在着消费范型一样,社会建议或提供了一些“暴力范型”,通过它们,它想方设法地对这些爆发力进行引导、控制与大众传媒导向。实际上,为了防止这种由欲望双重逻辑的割裂、即由象征功能的丧失而积累起来的隐忧演变成混乱和无法控制的暴力,社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着作用:1,一方面,它试图用不断增多的关切要求如角色、功能、无数的集体服务等来消化这种忧虑一一人们到处喷撒镇痛剂、微笑、负罪感消除剂、心理润滑剂(这一切都像洗涤产品中的洗涤剂一样)。这都是些能消耗忧虑的酶。人们还兜售安定、轻松、迷幻、各种精神疗法。这都是一些没有尽头的任务,作为永无休止地生产着满足的丰盛社会在这一任务中还要耗尽资源以生产那针对这种满足引起的忧虑的解*药。用于安抚丰盛病患者焦虑的满足的预算负担越来越沉重。可以把它与那由于增长的负面影响(污染、加速的淘汰、混杂、自然财富的短缺)而造成的(无法计算的)经济赤字相比较,且毫无疑问它远远地超出了它们。2,社会可以尝试一而且它系统地这么做了一对这种忧虑进行回收使之成为消费的重新推进器,或把这种负罪感和这种暴力回收成为商品、成为可消费的财富、或成为区分的文化符号。于是有了一种负罪感的精神炫耀,这恰是某些团体的特点,即“交换价值/负罪感”。亦或那种“对文明的不适”也被和其他东西一起拿来消费了,它被重新社会化成为一种文化镶边和集体愉悦,而这只能令人更加深刻地陷人忧虑,因为这种文化消费变体等价于一种新的审查并重新导人了这一程式。无论如何,这里的暴力和负罪感都被一些文化榜样大众传媒化了,并且重新转向了我们开头谈到的被消费了的暴力。这两种调节机制有力地发挥着作用,但仍然不能成功地扭转丰盛朝着暴力转向进行颠覆性转变的关键程式。另外,像所有批评者所作的那样,对这种暴力的“命定性”,这“乱糟糟的局面”、潜在的社会及道德预防、或者相反家长式的宽容(“年轻人是该发泄发泄”),对这一切进行指责或抱怨都是毫无用处的。某些人怀念那个“暴力还有意义”的时代,怀念那战争的、爱国的、激情的、合理的、好的古典暴力,说到底怀念由一种目标或原因认可的暴力、意识形态的暴力,或者个体的、反抗的、尚能反映个体美学并能够被看作一种艺术的暴力。每个人都会想方设法使这种新暴力回归到一些古典范例之中并用一些现成疗法来处理它。但必须看到,这种暴力本身不再是历史的、圣化的、礼仪的或意识形态的,因而它并非个体独特单纯的行为,必须看到这种暴力在结构上是与丰盛联系着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可逆转且总是迫在眉睫,对每个人都如此具有慑服力,无论他们如何看待它:这是因为它就是扎根在不断的增长和满足的进程本身之中的,而每个人都被卷进了这一进程。在我们被暴力包围及被消费了的宁静封闭的世界中,在每个人的眼中,这种新暴力偶尔会重新获得一部分已丧失了的象征功能,尽管转瞬间它又会重新蜕变为消费物品。波兰斯基别墅谋杀案:在洛杉矶丘陵地带的一座别墅中,5位知名人士被杀害,其中包括导演波兰斯基的妻子。这是一起典型的偶像谋杀案,因为具有狂热讽刺意味的是,凶杀案的细节与波兰斯基的影片细节雷同,带有造就了死者们成功和荣誉的那些影片的某些特征。而这一点意味深长,因为它反映了这种暴力的自我矛盾:既野蛮(非理性、无明确目标)且合乎礼仪(参照了大众传媒一在这里是波兰斯基自己的影片一强加于人的戏剧性范例)。这起凶杀案和奥斯丁塔楼枪击案一样,非激情、不下流、无私利,超越了司法标准和传统责任。这是一些未经构思然而又(在这里包括从幻想的方式直到模仿)都被大众传媒范例们预先“构思好了"的谋杀,并且还在以与演出或类似谋杀案中相同的方式构思着(还可以参考自焚)。对它们可以做出的唯一解释就是:它们具有社会新闻式的戏剧内涵,因此它们会立刻被编造成影片或报道的剧本;以及,在扩大暴力限制的同时,它们绝望地努力着要成为“不兼容”、要违抗并打碎大众传媒化秩序,而实际上它们对社会的激烈不适应使它们成了这一秩序的同谋。

JeanBaudrillardLaSociétédeconso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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