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专业治疗白癜风医院是哪家 http://m.39.net/pf/a_4780758.html摘要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关键词：抑郁症新自由主义社会结构社会建构全球化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简称WHO）指出，抑郁症将在年成为全球最为流行的疾病之一，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数据显示，到年，中国有病例记录的抑郁症患者已超过万，实际患者更多，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但是，WHO曾委托哈佛大学医学院凯斯勒（RonaldKessler）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进行了跨国的抑郁症调查，该调查覆盖18个国家，访谈了约9万民众，年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抑郁症终生患病率仅为6.5％，该比例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是最低的（Bromet，etal．，）。由此，本文要探究的问题是，虽然中国的抑郁症患者数量在上升，但在国际比较上，为何中国的抑郁症患者比例（终生患病率）如此之低？要回答此问题，首先需讨论“抑郁症产生”的社会机制问题，并从社会理论出发建构出相应的分析框架。目前，对于“抑郁症如何产生”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医学和心理学领域：在医学方面，学者们主要研究外在压力所引发的大脑病变、遗传基因及荷尔蒙的改变如何诱发抑郁（AmericanMedicalAssociation，）；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则主要以“性格—压力”视角探讨某些性格（如抗压性低、依赖心重等）遇到较恶劣的环境压力为何较易引发抑郁（Markowitz，）。这些研究视角强调基因、荷尔蒙或心理微观的内因解释，却忽略了对社会诸环境因素的细致解释，只是粗糙地将外因全部归于“压力”。华语学界研究抑郁症的文献大多出自心理学、社会工作及医学等领域，研究重点主要在如何改善患者的病情上（邢玉华、施忠英，；马静静，），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抑郁症如何产生”的文献十分罕见（宁应斌、何春蕤，；陈剑梅，；吕小康、汪新建，），且少有的著作也没有系统地提及全球化与抑郁症的关联。有鉴于抑郁症在中国流行的现况和相关研究现状，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社会结构与医疗体系发生剧烈变化的社会背景，本文试图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来建构“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并以此阐释中国抑郁症患病率偏低的原因。一、文献综述（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抑郁症的关联当代世界受到新自由主义铺天盖地的影响，为此，在本文中，“全球化”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本文对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是“形式”（form）而非“实质”（content），也就是全球都受到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形式”特性的共同影响，因此本文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非“新自由主义”来称呼它以避免误会。各国对这种全球化的应对呈现不同的“实质”，如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on，）提出的自由主义模式（英、美）、保守社团主义模式（德、法）、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北欧）等，也就是说，各国“实质”应对全球化的形态并不都是新自由主义式的形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形式”意指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因资本可跨国流动、在不同地区进行分工而产生的及时生产、外包制、雇用弹性工时、临时工成为常态等）、竞争力论述（对国家、公司、个人皆强调“创新”“弹性”及“企业家精神”；自我负责）、公私伙伴关系（国家与私部门合作，共同发展服务或推动科技）、消费社会（在医药需求上，民众不断消费医疗商品与服务，直到身体达到健康为止）（Jessop，），等等。20世纪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将新自由主义在国际经济组织中逐步制度化，推进和巩固了这些发展。这些特性同时也影响着抑郁症的发生。本文探讨抑郁症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关联乃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社会结构与医药体系及话语的转变，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何与抑郁症的产生发生关联，国内外皆缺乏一套分析框架。第二，本文的分析不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会影响人们身处的各种环境，如导致制度、家庭结构、文化形态、工作形式、迁移状态、消费状态、个体化追求、医药发展等因素的变动，这些变动又会影响人们的心理情境、人们对疾病的认知及对疾病的建构等。此外，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还可能产生新的变动，自发地形成新的舒缓抑郁的社会机制（如老人分担家务的家庭重组形式）。因此，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抑郁症的产生机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冲突与适应交织的复杂过程。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时间相近，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搭上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列车。尽管中国并没有采用新自由主义的运作方式，但不可避免地受到弹性积累、竞争力论述、公私伙伴关系、消费社会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式”特性的冲击。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所经历的剧烈震荡，很可能对个体的精神健康产生冲击。（二）医疗社会学关于精神疾病如何产生的观点关于“精神疾病如何产生”，社会学形成了五种基本理论，本文总结如下：第一种是社会结构论，探讨重要的社会学变量，如家庭、性别、阶级、种族等因素或这些因素的综合，如何影响抑郁症的产生（艾森克，；AI-IssaandTousignant，；PortesandRumbant，；Kitano，）。这类观点聚焦于容易引发抑郁症的重要变量，但忽略了产业、*府、学界、媒体等因素建构抑郁症的具体机制。第二种是社会建构论，从权力视角来分析疾病的建构，如反对公权力独尊精神医学而边缘化其他医疗方式的“反精神医学观点”（Szasz，；Foucault，；Goffman，；Cooper，）。这种观点聚焦于医疗供给层面（即医师、医药体系等）的权力运作，其批判专注于医疗化与专业宰制的结构性权力以及病患的结构性劣势处境。然而，这种观点过多地批判医药供方（包含医生、药商甚至*府）及医疗专业借由建构与定义疾病来达成社会控制的效果（Freidson，；Zola，；Illich，），却鲜少正视患者的实质处境（林文源，）。与社会建构论相反，以下三种观点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医疗需求层面（即病患方），补充了社会建构论的不足，因此可被视为是医疗需求方的社会建构。第三种观点是医疗人类学的文化解释观。此种观点发现，非西方社会中很多奇怪的行为在西方常会被医师诊断为精神疾病，但在当地却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和因应系统（Kleinman，：）。此观点捕捉到了非西方文化的作用及其区别于西医的认知功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病患在不同医疗文化中游移／犹疑的心理，如抑郁症患者在西医与中医传统中摆荡的求医行为。然而，此种观点并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