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性神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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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意志的危机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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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WINTER

这是我们真正的困境。我们惧怕人类,同时也失去了人类之爱、人类的主张以及人类的意志。——尼采

我和一位朋友共进午餐,他看上去很沮丧。吃了没多久,他告诉我他在想着周末发生的事。他的三个十二到二十三岁的孩子花了几个小时说明他是如何导致了他们的问题,即使他不对此负责至少也是始作俑者。他们对此的结论是他与他们的关系中,他没有作出足够清晰的决定,没有采取足够坚定的立场或建立一个足够坚实的结构。

我的朋友是个敏感的、想象力丰富的人,在他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中都相当成功,其父母都是严厉的“有主见”的人。但他知道他永远不能以那种维多利亚式的“意志力”模式养育孩子。同时,他与妻子也从不热衷于当维多利亚主义被打垮后用以填补这真空的过度纵容的普遍做法。他和我谈这些使我感到痛心,因为我意识到当今似乎每位家长都在以某种形式表达着同样痛苦与迷茫,这都汇集成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家长如何为孩子做决定?一个父亲应当如何表明其意志?”

这个意志的危机会对“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躺椅上的患者或坐在椅子上倾听他们的精神病学家与心理学家——造成同样的影响。我听说的这个人并非求治的神经症患者,但他却经历着意志与决定的矛盾,这是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过渡时期心理剧变之下不可避免的表达,我们所继承的意志与决定之能力的根基无法逆转地被摧毁了。并且,即使不是可悲的,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力量极大地增长而决定是如此必要与至关重要的时期,我们却发现自己缺少了任何新的意志之基础。

佛洛依德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于他穿透了维多利亚式的“意志力”的无益于自欺,那种“意志力”被我们19世纪的先辈认为是使他们下决心的能力,据说然后可指导他们循着理性与道德之路生活,这是文化规定他们应当走的道路。我说这可能是弗洛伊德的最大发现,是因为正是这种对于维多利亚式的意志力所导致的病态结果的探索将他带入了被他称为“无意识”的领域。他揭开了一个广阔领域,在其中,动机与行为——无论在抚育孩子、做爱或经营企业还是策划战争——都是被无意识的欲望、焦虑、恐惧以及无穷的身体驱力与本能力量决定的。在描述“愿望”与“驱力”而非意志是如何驱策他们时,弗氏阐明了一种新的形象,这形象动摇了西方人情感丰富、有道德与智慧的自我形象之根基。通过他透彻的分析,维多利亚式的“意志”确实被证明是一张合理化与自欺的网。现在在他对于自夸的维多利亚式“意志力”病态一方面的诊断上,他是完全正确的。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削弱的意志、决定以及个体责任感。人的形象是被决定的——不再是驱动,而是被驱动的。人是“靠无意识生活的”,正如弗氏所说的,“那是深深扎根于心里的自由与选择的信念。”弗洛伊德写道:“那是非科学的,并且必须在掌握着精神生活的决定论之主张面前退让。”

现在无论这观念在理论上是否正确,它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重要性。它反应了,合理化了,并且给了现代人最为普遍的倾向以可乘之机——这种倾向几乎成了20世纪中期的流行病——将自己视为心理驱力强大的、不可抗的力量之被动的、无可奈何的产物。(我们还可以像马克思那样从社会经济学层面加上经济的力量,以与弗洛伊德同样出色的分析来说明。)

我不是说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导致了”这个个人意志与责任的损伤,更确切地说,伟人反映了从文化深层出现的问题,他们表达,然后对其发现进行诠释,形成体系。我们或许不同意他们对其发现的解释,但我们却不能否认他们发现了它的事实。我们忽视与轻视弗洛伊德之发现就不能不将我们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割裂开来,毁坏我们的意识,失去穿越这危机走向意识与整合新层面的机会,人的自我形象将永远不再相同。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我们吹嘘的“意志力”之破坏性面前撤退或向意识整合的新高度挺进。我不希望选择前者,但我们亦尚未达到后者;而我们的意志危机使我们卡在二者之间无法动弹。

因意志的削弱而产生的进退维谷的困境在弗洛伊德自己的精神领域也变成了棘手的问题。精神分析师艾伦.威利斯在写以下的话时对该问题尤为敏锐。

对于久经世故的人而言,使用“意志力”一词可能成了幼稚的明显标志。靠自己的努力走出神经症的悲惨境地的努力已不时兴了。因为意志越强就越可能被贴上“反恐惧策略”的标签。意志已黯然失色,而无意识却继之而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从前,人的命运是由意志决定的,而现在则是由被压抑的精神生活来决定的。博学的现代人将背靠在轮子上,这样他们就无需努力行动了。意志之价值被贬低了,几乎不可能给予它更高的价值。在我们对于人类本性的理解中,我们获得了决定论,失却了决心。

这种将自己视为决定论产物的倾向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传播开来,这还包括了当代让人认为它是以原子动力形式出现的科学动力的无助的客体化之观点。当然,这种无助被原子弹生动地表现出来,普通市民对此感到无能为力。许多知识分子目睹它的来临而以他们自己的话发问:是否“现代人退化了”?但在近十年的重要发展是,这是所有人的共识,甚至看电视电影也能意识到这一点。最近的一部电影直言不讳地对此进行了表达。“原子时代杀死了人们对于有能力影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信仰。”的确,公平地说,现代人“神经症”的核心是削弱了对于自己责任的体验,削弱了他们的意志与做决定的能力。意志的缺乏远不止是道德问题。现代的个体常常认为即使他施加了自己的“意志”——或无论何种冠以此名的幻想——他的行动反正也没什么好处。正是这种重要性之内心的体验,这种意志的矛盾,构成了我们的严重问题。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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